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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分享,新加坡人民行动党

文章作者:www.6165.com 上传时间:2019-11-02

1959年至今,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政治中一言九鼎,它议行合一、控制政府、主导议会、结盟工会、支配社会、统摄全局、长期执政,但这种一党独大的政党体制并非异数,印度国大党(1947-1985)、马来西亚巫统、日本自民党、中国台湾国民党(1949-1987)、韩国(1948-1987,先后有两个党独大)、瑞典社会民主党(1920-2006)、挪威工党、墨西哥制度革命党(1929-2000)、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1945-1993)等二十多个政党,均属此列。这些长寿党、常胜党为什么能够长期执政?对于人民行动党而言,更为独特的问题在于,为什么它能够成为整个东南亚地区的政治典范:长期执政而不腐化?

原标题:观点分享|新加坡是如何构建现代国家的

我们也可以换个问法:人民行动党的统领能力究竟从何而来?针对官僚层防治腐败、提升效率的治理术当然很重要,但这并不能解释人民行动党为什么要这么做,也就是说,这并不是原初或者最终的答案。任何政治行动都不是盲目的,总有理念支撑。因此,真正的答案需要回答建党、建国时期去探寻,它究竟只是英帝国的殖民工具党还是代表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人民意志的独立自主党?穷人的党还是富人的党、精英党还是群众党?只会高蹈作秀的党还是忠实践诺的党? 无论大党还是小党,二战后东南亚、东亚、拉美和非洲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党政治都面临相同的现代问题:如何获得国家、民族的新生,如何去殖民化,如何治理,如何现代化;这在很多程度上决定了为什么建党、建什么样的党、什么样的国家,秉持什么样的政治理念,有没有将理念转化成行动的能力,以及能够在掌控国家统治权和治理权的同时获得并保持其代表性、正当性。 一 为什么建党 英帝国在马来亚的退场一点也不光荣。在日本军队的猛烈攻势下,英帝国的迅速投降败退给殖民地人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痛苦记忆,殖民地人民终于彻底明白,自己的苦难来自殖民地制度,自己的利益完全从属于殖民地统治者的利益,自己的经济是殖民宗主国经济的附庸。一句话,殖民主义者就是殖民地人民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自由、摆脱积贫积弱的最大敌人。 英帝国在殖民地的人心尽失,“文化领导权”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有狡黠的权谋,分而治之成为英帝国退出世界霸主舞台的不二法门。1945年10月的马来亚联盟计划,1946年的联合邦协定,均以推动马来亚政治联合为名,行星马(即今天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分治之实,即便不能借此恢复殖民地统治,也能在未来两地冲突中居中调停,继续行使对殖民地实质上的政治领导权。这遭到当时的泛马人民行动委员会、马来人民统一阵线及其他工会团体的明确反对,它们要求制定人民宪法,通过民主普选组织星马统一政府。英帝国不予理睬,反于1948年6月颁布紧急状态法、劳工法、禁止煽动法,取消马来亚的言论、结社、集会自由,禁止工会参加政治活动。 英帝国政治家、殖民地大臣乃至社会主义者反复强调,帝国就是商业!殖民者的利益完全寄托在帝国的存在!如果英帝国陨落,英国人的生活水平必将急剧下降!因此,控制着银行、保险、航海、进出口贸易和企业的英帝国殖民者,不可能真正维护殖民地人民的利益,他们把马来亚的胶锡向美国市场输出,为自己带来美元利益,根本不关心马来亚的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所谓“马来亚工业化”方案纯属骗局,1950年的“六年发展计划”也是在愚弄人民(只投入千分之二的财力)。 1954年11月,人民行动党就此做出了自己的历史选择:从去殖中寻求代表性,在治理中建构正当性。人民行动党在建党宣言中宣布:“真正代表马来亚人民利益的政党,他们今天的迫切任务,应该是尽速终止殖民地主义。任何政党,倘若其宗旨是在发展或改良殖民主义,那么,他们不仅是欺骗自己,同时也是愚弄人民。事实告诉我们:殖民地政府乃被用来作为建立与扶持殖民地性质的经济与政治工具而生存。任何花言巧语及表面的粉饰,都不可能掩饰殖民地主义的本质。” 因此,人民行动党在建党之初就清醒地意识到,只有推翻殖民制度,取消殖民主义,在去殖和治理中代表马来亚人民的意志要求,才能获得政治正当性。这些要求包括建立一个经济、政治、文化上完全独立民主的马来亚国,取消紧急状态法,承认工人权利,废除禁止工人参与政治、追求改善生活的劳动法令,(世界历史 www.lishixinzhi.com)在政府中实现本地官员管理自己的彻底自治,反对种族主义,维护每个人民的思想、宗教、学术、信仰的自由,维护每个人民的言论、结社、组织及和平集会权利,基于人民获得公正合理的生活原则建设新经济基础,国家照顾失去劳动能力者、工伤人士和年老工人,以及推行义务教育。 二 为什么是人民 行动 为了更直观地彰显自己的政治信念,由受英国教育的人、社会主义者、马来工会主义者和说中文的左翼四类人组成的建党者们,最终决定以人民行动党为党名。为什么这个三四年后就将统摄新加坡政治全局的新党是人民 行动的党?在建党者中间,主要有四种说法。 第一种意见认为,大家最初本想取名“新加坡民主阵线”,最终是由李光耀本人改为“人民行动党”,主要出于两个考虑:一是为了满足当时华文中学学生运动和华语社会的政治诉求,二是为了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习,将政党的正当性诉诸于对人民意志的代表,满足大多数人民向往中国这个“文化祖国”的政治心理需求,寓意“为人民而行动的党”。只有代表人民的党,才有资格领导新加坡乃至马来亚的人民。 第二种意见认为,“行动”一词取自本地公务员的政治组织“共同行动理事会”,公务员代表国家行动,寓意新生政党注重行动而非空谈。但是,由于共同行动理事会是排他的小集团利益组织,作为一个现代政党显然需要广泛的代表性,包容群众,因此以“人民”修饰、限定“行动”。 第三种意见认为,“人民行动党”里的人民不仅仅指新加坡华人,也包括整个马来亚的华人、马来人、印度人甚至少数欧洲裔人士,因此,“人民行动党”没有前缀,不叫“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寓意旨在建立包容多元种族的统一马来亚联邦国家。人民行动党的党徽也反映了这种政治诉求:闪电代表行动,红色代表勇气,红色闪电代表行动,言必行、行必果。圆圈取自奥林匹克运动会徽的联合之意,代表马来亚人民的联合,蓝色代表对联合的信念,白色背景代表诚实与纯洁。1963年,在被马来西亚踢出马来亚联邦之后,李光耀痛苦流涕,正是因为新加坡从此将被迫变成孤岛,失去马来亚经济腹地,再也无法实现创党的理想:建立一个独立的马来亚国家。 第四种意见强调重在行动,以“人民行动党”为名,寓意自己代表的是未来,与过去和现在那些不采取有效行动改善人民生活的政党和立法会截然不同。 简言之,所谓人民行动党,就是为人民福祉而行动的党。 三 被遗忘的新加坡社会主义 为人民福祉而行动,是人民行动党的建党宗旨,尽管它经常自称也常被视为务实的实用主义的政党,但务实的实用主义不是没有理念的实用主义,而是有着浓厚的社会主义色彩和民本政治特征。事实上,人民行动党长期以社会主义政党自居,新加坡长期以社会主义为政治目标,这一点似乎被人遗忘了。任何政党都不是在政治真空中自生自发的,人民行动党是在二战后的冷战格局下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意识形态冲突的深刻影响下诞生的。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冲突,不仅仅体现为意识形态的优劣评判,也体现出鲜明的相互学习特征。 现代政党政治最早诞生于英国,为什么?这是因为,英国既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业革命国家、第一个资产阶级国家,同时也是第一个贫富差距扩大、两极严重分化的国家。很多美国学者指出,近四十年来,美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国家、两个世界”:不是种族意义上的黑白两个世界,而是经济社会意义上的贫富两个世界。但是,这只不过是英国教训在美国的借尸还魂。十六至十九世纪的三百多年间,英国经历了惨痛的两极分化社会悲剧,政党政治作为弥合创伤的药方而出现,区别只在于弥合的方向、理念、宗旨和路径、节奏、政策。资本主义导致的两极分化悲剧,催生了19世纪的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二者都批判资本主义,刺激了“野蛮的”早期资本主义、古典自由主义转向“文明的”国家干预资本主义、现代自由主义,并借此锻造自己的身体,拯救自己的灵魂。 这个过程时刻伴随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互相学习、互相融合。如果不是从社会主义那里汲取福利因素,用公平平衡效率,也就不会有资本主义的多样性;如果不是将市场与资本主义分离开,放弃彻底取消工资劳动的乌托邦梦想,也不会出现后来多种样态的社会主义。二战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独特性正在于,除了世界政治经济霸权从英国转移到美国手中以外,冷战铁幕背后依然延续着19世纪末以来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如火如荼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政治试验。欧洲的工党、社会主义党或者中左执政联盟、北欧社会民主政党、拉美社会主义政党都是这场试验的产物。作为其中一个产品,英国工党把费边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意识形态基础,主张通过渐进改革、劳资团结、改善两极分化而非阶级斗争,来建立以中产阶层为根基的社会主义体制。 这种试验显然也对李光耀等人民行动党创建者影响巨大,他们回到马来亚、星加坡目的是为了创建一个英国工党式的社会主义政党,他们把社群主义、共产主义和费边主义作为自己的意识形态来源,主张非暴力的粉色党而非暴力的红色党,倚重工人阶级的力量并因而摆脱了极端保守派、反动派的标签,同时也让自己与本地社会主义者、马来工会主义者和下层的说中文的左翼结盟,共同创建一个新的政党。因此,人民行动党的党纲既融合了工党理念,也融合了共产党理念,这种实用主义使之形成了反教条的新加坡社会主义。 反教条的新加坡社会主义有个总目标,即最终建成一个“多元种族、民主、自由、非共产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同时,其具体内容又是个“八合一版的社会主义”,熔实现主义、实际主义、民族主义、多元种族、社会主义、政治民主、社会民主、个性解放于一炉。 实现主义强调新加坡社会主义必须是脚踏实地、能够实现的主义。实际主义体现了人民行动党的代表观,人民行动党代表一切需要照顾的广大群众、劳动人民,为最广大的人民谋现实利益,这显然是一种浅层代表。 民族主义和多元种族指向的是塑造新的国家、民族认同,前者设定了国家建设的总体目标:建立一个自由、非共共产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新加坡,后者旨在消除种族意识、种族观念,提倡国家意识及观念,让人民把自己当作新加坡人。 社会主义是英国工党式的渐进社会主义,主张以民主而非暴力方法消除贫富不均,让人民享受相当的生活、知识和娱乐水平,实现人人机会均等的社会。 政治民主实质上说的是政治自由:彻底实现民主政治,保障人民自由。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只能靠民主争取。民主是指一个政府应由人民选出来,代表人民及为人民服务。人民选出来的政府应为人民争取下述政治自由:保障私人生活,不受政府无理干涉;政治、思想自由;言论、教育、结社和宗教自由;人民通过自由秘密选举人民代表;由大多数人选出的政府执政,但尊重少数人的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论出生地、性别、言语、宗教、肤色;尊重各民族语言文化的发展自由;以及司法独立。 社会民主将满足人类基本需求视为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及目标,追求实现“尽己所能、得己所值”而非“各尽其能、按需分配”,照顾人民的经济及社会福利:工作权,医疗及生育福利权,娱乐权,老年、失业或残废者享受生活保障的权利,儿童及青年各凭天资才能受教育的权利,以及享受充足住房的权利。 个性解放说的是消除男女、种族、城乡间的一切法律、经济及政治歧视,将人类从政治及经济无保障的囹圄中解放出来,使人自由发展个性。 可以看出,人民行动党的政治理念是混合式的,英国工党理念与共产党理念相融合,政治自由主义与经济社会主义相结合,政治民主与经济社会民主并重。反教条的新加坡社会主义,尽管不追求建立一个尽善尽美的乌托邦,但其政治理念仍然相当美好,政治志向不可谓不远大。因此,人们也许首先会问,在百废待兴的去殖民时代,如何将这些美好的政治理念转化成有效、有力的政治行动?人民行动党能够完成这一看起来不可能的任务吗?退一步讲,人民行动党真的从一开始就知道人民想要什么样的行动吗?人民行动党从一开始就采取了人民想要的行动吗? 四 人民需要什么样的行动 先来看人民需要什么样的行动?1957年12月21日,人民行动党在只有公共设施和社会服务两项职能的市议会选举中获得重大胜利。市议会共有32个议席,人民行动党派候选人争夺其中14席并最终赢得13席,成为市议会最大党,获得了执政权。在13个代表中,得票数排在第二位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王永元(Ong Eng Guan)成为市长。市长任期结束后,王永元曾做过首任国家发展部长,后来与人民行动党分道扬镳,另组新党参政。但是,正是在1957年12月21日至1959年5月30日之间的十六个月里,王永元担任市长期间的所作所为,让整个人民行动党弄清了人民需要什么样的行动。 在新加坡普通大众眼中,王永元是个超凡魅力型的政治家,他满怀革命激情,秉持平民主义。他的街头演说,言语形象生动,声情并茂,家庭主妇和年轻人都为之陶醉,甚至碰巧路过的鸟儿也会驻足聆听,似乎有一种让普罗大众心悦诚服的天赋。他的反殖民主义演说贴近人们的日常感受,比如他会对比英国巴士督察的高薪与本地司机微薄的收入,启发人们思考这种差异有多么不合理。 英国殖民者希望王永元做个象征性的花瓶:主持主持会议,笼络笼络达官贵人,但他却反其道行之,踏下身去钻研市政厅的实际运作。他意志坚决,事必躬亲,不容虚言,努力做个干预主义、改革主义的市长。他放下市长架子,放弃市长特权,不住政府官邸而住在自己家中,不坐政府配车,徒步在市内处理公务。他不抽烟、不喝酒,不参加高级酒会,他让下层民众称呼自己王先生、市长或者王老弟,并敦促下属放弃压制人民思想的殖民地风俗。他把市政厅改造成为人民的论坛,向普罗大众敞开大门,允许他们自由旁听,并提供逐字母语翻译让人们第一次听懂了议会辩论内容。他下令所有政府告示均用本地语言而非英语书写。他还粉碎了欧洲律师事务所对全市法律业务的垄断,废除了允许殖民官员拿着丰厚薪酬逐步退休的所谓马来亚化方案。 在担任市长的前六个月中,他推动建设完成了大量公共设施:包括300多个供水站、600个街灯、200个候车亭、7个诊所、3个托儿所和20个运动场。他把居民用电价格降低了40%,同时大幅提高旅馆和剧院等用电大户的电费。他降低了街头小贩、人力车夫和出租车司机的许可证照费。他还开展了“三反运动”:反吐痰、反乱扔垃圾、防治虫害,有人因此将新加坡称为共产党式的“运动国家”。 他开创了人民行动党的每周接访制度。他每个周六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在自己的办公室,接受民众对腐败、粗暴行为和效率低下的投诉。所有人民行动党议员也纷纷仿效。他设立了公共投诉局,直接接受民众揭发贪污、渎职、不作为,几周内就调查了400多个涉贪案件,并将其中20余件移送了司法程序,有效遏制了腐败。类似的市政治理制度创新还有很多,普罗大众为之欢欣鼓舞,尊称他为“人民的市长”。 这一切不是没有代价。人民行动党这位“人民的市长”的执政风格,在官员群体中掀起了不小的波澜。有些人不理解他为什么不尊重颇具绅士风度的英国殖民地官员,有些人因为不同意他的欧洲人骑在亚洲人头上的看法而被指着鼻子赶出会议室。他把平头百姓奉若上宾,并解雇那些不这么做的人,很多人无法接受。有人据说因为雇了一个年轻的中国打字员专门替自己打字而被解雇,有人据说因为对市长粗鲁无礼而被每月罚款200元长达一年,有人因为把狗带进市政厅而被训诫。他不允许公务员上班时间喝茶看报。他在办公室来回巡视,一旦发现有官员赌博就马上解雇,一旦发现有官员对公众态度粗鲁,就责令其做出令人满意的详细解释,否则就予以严厉惩罚。他反感对公众来信和公众质询的拖延推诿,据说曾开除了一个已经任职22年的运输督察,因为这个人让来访的司机等了一个小时才予以接待。他还要求官员上街打扫卫生。有人抱怨这是共产党国家才会发生的事,担忧新加坡将会变成一个共产党国家。 但是,正是这位“人民的市长”做了此前所有殖民地市长、市政厅和市议会没有做过的、为普通民众着想的事,人民因此把市议会看成人民的议会,把人民行动党视为人民的党、穷人的党,并把改变自身命运的希望寄托在它身上。人民行动党四人核心小组成员拉惹勒南认为,人民行动党从此成为新加坡历史上第一个群众性质的党,第一个有能力组织和动员群众行动的党。 在短短的十六个月中,越来越多的新加坡普通民众都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既然人民行动党在市议会这个权力有限的机构都能为人民做这么大的贡献,如果由它组成全国性政府,岂不是可以为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正是这位“人民的市长”的“共产党执政风格”,让人民看到了希望,让人民行动党在1959年大选中大获全胜,并促使整个人民行动党真正认清了人民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行动,也学会了如何把自己建设新加坡社会主义的政治理念转化成有效、有力的行动。 因此,尽管获胜后人民行动党于1959年组建的第一届新加坡政府也受到了王永元政府曾经遭受的质疑:这是不是个共产党式的政府?会不会导致官不聊生?但以非共的民主社会主义为目标的人民行动党却并未迟疑犹豫彷徨无计,反而果断坚决地向共产党这个“敌人”学习,延续了王永元开创的非共的共产党执政道路,将治理腐败、议员接访、团结工会和建设公共住房作为首要国务,真正“为人民而行动”。人民行动党开始变得非常敏锐,并善于将美好的政治理念落实为有效的行动,只要意识到问题的确厉害攸关,就马上采取切实行动。 首先,英国重返马来亚之后的1945至1959年,正是新加坡历史上殖民地官员最腐败的时期,人民饱受其害,怨声最大。因此,人民行动党把保持廉洁、不腐败列为自己排在第一位的核心政治理念,从四个方面入手治理腐败。一是以去殖带动治理,用十一年时间(1958至1969年)以赎买方式换取绝大部分殖民官员离开职位,只留任了其中的0.3%,绝大多数职位、所有重要位置都实现了公务员的本地化。二是1961年设立中央投诉局,接受受到殖民者不公正对待的本地官员和民众投诉。三是坚持对腐败零容忍、人民自由举报、贪污调查局严厉肃贪。四是立法严格限制选举竞争中的竞选捐款,排除金权政治,遏止了现代政治中常见的选举腐败。 其次,人民行动党沿用了由王永元开创的议员每周定期定时定点接访,因为这最不易受到官僚层的阻碍,可以与人民保持直接联系。 再次,与工会结盟是人民行动党从英国工党和中国共产党学来的重要政治经验。人民行动党执政后,把绝大多数基层工会整合为“新加坡职工总会”,其经费主要由政府拨付,人民行动党与“新加坡职工总会”在领导层人事上建立了互派干部交叉任职的“共生关系”,并建立了劳资政三方协商合作机制,共荣辱,同进退。 最后,同样重要甚至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即人民行动党开创并沿用至今的公共住房建设五年计划和居者有其屋政策。从正式执政的第二年即1960年起,设立建屋发展局,为其提供充足的财政、法律和政治支持,连续制定并执行了几个“公共住房建设五年计划”,大兴土木,为人民大众建造公共住房。第一个五年计划(1961-1965年)就建设了5.5万套公租房,超过殖民地时期110年间建屋量的两倍还多,解决了25万人的住房问题。第二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新建了6.7万套住房,解决了30万人的住房需求,基本消灭了原来环绕新加坡市区的贫民窟。第三个五年计划(1970——1975年)新建了十万套住房,此时50%的新加坡人居住在政府公屋里。1964年,新加坡政府开始执行居者有其屋的住房自有政策,让低收入家庭用低于市场水平的价格,分期付款,购买公租房。1968年,新加坡政府允许新加坡人用中央公积金购买政府公屋,进一步提高了新加坡的住房自有率。迄今为止,新加坡已建造了90万套公共住房,93%的新加坡人生活其中,住房自有率已升至87.5%,人均居住面积从1959年的6平米升至2010年的30平米,新加坡人的居住状况得到实质改善。 要想赢得左翼人民的心,就必须比一般左翼的思想主张更左倾,并且能够落实为政治行动,在公共住房建设问题上,人民行动党的确深谙此道。人民行动党把公共住房建设提升到了前无古人很可能也后无来者的政治高度,头脑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不能学国民党,而要学共产党,它先是通过土地征用法基本实现了土地国有化,然后通过大规模、持之以恒的公共住房建设,实现了现代化的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因此,除了李光耀所说的塑造国族认同和稳定社会秩序功能,以及推动种族和谐、贫富和谐和家庭伦理的社会功能以外,新加坡人把公共住房建设五年计划称为新加坡的土地改革、土地制度革命,是新加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社会主义行动,最符合社会主义的平等原则、最体现社会主义的政治理念。 因此,新加坡尽管基尼系数比较高,表面看来贫富差距、两极分化比较严重,但由于公共住房这一最大的社会主义行动及其他福利保障的巨大缓冲作用,人们的失落感、挫败感、被剥夺感并不像其他贫富差距严重国家那么强烈。 这种新加坡式社会主义显然既不单纯是英国工党式的,也不单纯是中国共产党式的,它在很多重要政治领域都是融合二者的产物。这里只简单地罗列几例,比如,在正当性来源上,新加坡是选举政治 民本政治;在选举竞争上,新加坡是选举期间扫街拜票 选举间歇期间每周接访、取缔金权政治;在基层组织中,是社区中心 居委会、公民咨询委员会。 五 为未来立法 新加坡比较重要的政治转型有三次,分别发生在1957-1960年、1984年和2004年。1959年3月,新加坡赢得大选,开始执掌全国性政府的权力,在1957至1959年间王永元执政经验的启发下,全面落实建党理念,糅合英国工党与中国共产党的有效政治经验。1984年,新加坡的“反共时代”结束,后物质主义的一代开始成为选民,人民行动党面临选举挫败,并开始自我更新,尝试将经济资本主义、政治社会主义和儒家这一文化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相融合,“从侧重机会平等转向照顾结果平等,纠正绩优制下所产生的精英主义偏向”。2004年,新加坡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并开始赋予社会更大的活力和公民更大的自由空间。 1957-1960年的政治转型,是人民行动党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转型,这次转型将工党与共产党理念、政策中适合新加坡的因素融合在一起,汲取了自己在市议会执政时期的经验教训,审时度势,着眼长远,将治理腐败、建设公共住房、议员接访、与工会结盟融合在一起,开创了新加坡式的社会平等和社会主义,从而为未来五六十年的党和国家发展立了法。 能否为未来立法,可以说是政治转型时期最重要的历史使命。初步而言,人民行动党在这次最重要的政治转型中,为自己确立了“为人民而行动”这一根本大法,在处理去殖民化、治理和现代化这三个二战后的最重大政治议题上,不只是标榜“为人民”,而是真正“为人民而行动”。经验来自对这一根本大法的信守,教训来自对这一根本大法的背离。就此而言,1957年至今的人民行动党在为什么建党,建设什么样的政党,秉持什么样的政治理念,确定人民需要什么样的行动,以及至关重要的,如何将美好的政治理念转化为有效行动,避免陷入误国空谈,防止因务实、实用而目光短浅、浑浑噩噩、迷失方向等各个方面,的确堪称“为人民而行动的党”。 这也许正是新加坡朝野大部分人满怀体制自信的原因所在。过去,新加坡建国者曾豪迈地宣示:自从有了人民行动党,新加坡的时间才开始了,新加坡的历史才开始书写。现在,新加坡政治家也自信地说,没有人民行动党,就没有新加坡。对于未来,新加坡人也许有理由认为,没有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不会沦丧,没有人民行动党的新加坡小邦不会落入君主制、僭主制、贵族制、寡头制、民主制和暴民制的政体循环流变。 “为人民而行动”就是一部过去为未来所立之法,在信守这一未来之法的五十多年历史中,人民行动党探索形成的各种好的体制、制度、机制、政策,其适用范围不仅仅局限于小城市共和国,也不仅仅只适用于大国的基层政治领域。只要行之有效,不厌其小。 最后,请允许我以对自身也许不恰切的关照作个小结,这也许是新加坡这个华人主导的海上城邦赋予其真正文明母体的一点点启示。我们的人民共和国已经走过了一个甲子,三十而立,每三十年可以视为一个大周期,我们暂且称前三十年为革命时代,后三十四年为改革时代,未来三十年是什么时代尚未可知。大致而言,改革时代有三个重心:改革、发展和稳定,这三十年中的前二十四年的重心是改革与稳定的某种组合,后十年的重心在于发展与稳定的某种组合。显然,没有人希望未来十年成为人民共和国的维稳时代。中国的未来十年,实际上肩负着为未来三十年、五十年乃至七十年的中国立法的历史使命。我们,关心我们这个历久弥新的伟大国家、民族与文明前途的每个人,准备好为未来立法了吗?

文|李路曲/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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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开国总理李光耀积极推动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建设,这体现了他对现代化和现代国家建设的正确认识。图为1965年5月前后,时任新加坡自治邦总理李光耀参观住房项目。同年8月9日,新加坡正式脱离马来西亚联邦,成为主权独立国家。资料图 来自央广网

新加坡的国家构建是在遵循国家构建的基本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保持自己特色的构建过程。它在殖民主义时期现代性的积累和民族主义运动造就的国族形成的基础上构建民族国家的权力机构,在市民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培育起较为成熟的民主制度。它在扩展民族国家权力的同时保持着相当的现代性和民主性,在构建国家的民主政治时期则利用国家权力抑制政治参与的过快扩展,同时由政治精英和民众相互妥协而共同推动民主的有序发展,从而达到了国家权力与民主发展的一种相对平衡。

一、殖民主义时期现代性的积累

19世纪初英国殖民者在新加坡建立殖民地后,逐步瓦解了马来苏丹的封建统治,并大量吸收华人移民,逐步建立起自己的殖民机构进行统治。这虽然是一种民族压迫,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具有积累现代性的作用。

马克思在论述英国在印度(新加坡是由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开发的,因而最初归英国的东印度公司管辖)的殖民统治时说道:“英国在印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被极卑鄙的利益驱使的,在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钝。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马克思在批判民族压迫的同时,也指出一些殖民者尤其是像英国这样的早发现代化国家在19世纪以后在殖民地建立了近代化的工业和社会结构,输入了现代性。

一般来说,殖民主义的统治在早期十分残酷,到晚期则相对温和,新加坡是在19世纪才沦为英国殖民地的,因而其殖民统治较为温和。正因为如此,殖民地时期的新加坡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积累较多的现代性。

对于后发展国家尤其是曾经沦为殖民地的国家来说,其最初的现代化是由来自于西方的因素驱动的,而自身现代性的形成是在西方现代性的影响下逐渐形成和发展现代政治和文化的过程。在殖民统治建立之初,殖民当局就用现代法律程序排斥苏丹,力图建立英国式的现代政治和文化制度。1867年新加坡正式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建立了宪法下的正式的政治制度,规定英国女皇是唯一的合法性来源,总督是当地的最高行政长官,掌握着政治、经济和军事大权。哈贝马斯指出,现代国家制度是政治和社会理性化的产物,这种理性化的国家包括自上而下的、统一而稳定的税赋体系,统一的军事权力,统一的立法权力和执法权力,统一的行政系统和行政管理等。由此看来,这一举措建立了新加坡“国家制度”的基本架构。(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生于1929年,德国社会学家和哲学家。——编注)

这种“国家制度”的非现代性主要表现为英国统治者独占了所有的政治权力,统治方式不但是集权式的,而且也是一种异族统治,本土人民几乎没有掌握任何政治权力,尽管他们在经济和商业上是基本自由的,但此后民族的政治参与有所发展,虽然非常缓慢,但立法议会中民族议员的数量逐步增加,经济和社会利益的表达也越发有力,尽管仍然没有上升到政治层面,但这表明具有现代国家特征的政治制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新加坡的国家构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新加坡的民族主义意识开始觉醒,并形成了第一批民族主义者,战后他们都参加到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政治斗争中,正是他们建立了新加坡最初的政党(从1945年第一个政党马来亚民主联盟建立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新加坡先后建立了几十个民族主义政党)。在它们的引领下,民族主义运动向英国统治者的合法性及其权威提出了挑战,使新加坡的政治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www.6165.com ,1954年,随着政党政治的发展,突破政党基础狭隘、政党组织规模小而难以领导民族斗争困境的精英型政党人民行动党应运而生,它是新加坡第一个发动广大群众参与民族斗争的政党,因此建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在它的领导下,民族运动的形势得到了很大的改观,给殖民统治者以很大的压力。在民族运动的强大冲击下,英国被迫同意新加坡取得自治地位。1959年人民行动党上台执政,建立了自治政府,这标志着新加坡基本取得了民族独立。

这时在法律上新加坡仍属于马来亚,属英联邦成员,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亚联邦正式取得独立地位。此后,新加坡的政治发展进程和现代国家建设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由“殖民国家”进入民族国家构建的新阶段。

殖民时期的长时期的现代性积累对新加坡的现代化进程和政治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从很多国家包括后发展国家的政治进程来看,民主的发展需要较长时间的积累,否则难以推动。

“殖民国家”与民族国家的现代性既有相同的一面,也有很大的差异。两者都在“国家层面”上发展了“国家机构”和“国家权力”,从而推动了“国家构建”和现代化进程,这是它们基本的相同点。但是它们所构建的“国家”的前途和性质也有很大不同。殖民统治虽然推动了现代性的发展,但是也极力阻碍民族主义者获得政治权力和发展民族经济,这就决定了殖民统治的前途和现代性是有很大局限性的。因为现代化在政治上的反映就是民族国家的形成,现代化在很长一个阶段是与民族国家的构建相重合的。也就是说,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民族国家对于现代化有着不可替代的保护和推动作用,而现代化的持续发展则有赖于民族经济的发展和民族市场环境的建立。

当然,现实往往是,最初的民族主义精英具有浓重的传统意识,因此在他们取得政权后可能一度迟滞甚至中断现代化进程。但是已经渗入其体内的现代性因素迟早会在政治体制内部发挥作用,会通过内部的权力更新发展出现代性。

从政治参与上可以进一步看到这种差异。在殖民政治下,民众享有的政治权利十分有限,其政治参与受到限制。而在民族主义运动之中,下层群众与上层领导在追求民族独立这一政治目标上是一致的,这使他们在运动中可以平等相待;在民族的威权主义统治建立后,尽管民众所获得的政治权力也很有限,政治意识也是激情多于理性,也是在追随的意义上被动员参与体制,但其前途是在民族国家体制内不断地发展自己的政治权利。而这一点在异族统治下是难以做到的,因为民族之间的隔阂很难消除,异族统治者不能作为当地人民的代表获得合法性。

当然更好的情况是,民族主义领导在取代殖民主义之时能够吸收其已有的现代性因素,使之为民族的现代化进程和国家构建所用。新加坡在这方面做得比较成功。

二、强民族国家的构建及其现代性特质

早发现代化国家的现代化是从地方启动的,很长一个时期内,它只是一个局部因素,而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现代化一开始就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因为任何局部的现代化随时都有可能受到其他部分或上层的干扰而夭折,尽管现代化最初一定是产生于局部和少数人之中。因此,国家在现代化初期就成为后发现代化的最主要推动力,因而现代国家的构建也就成为一个关键因素。这可以从四个基本方面来看:

(一)国家政治精英现代化意识的发展

由于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因素是从外部输入的,因而相对于早发现代化国家来说,主观推动在现代化的初期就很重要,这样,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政治精英掌握国家政权就成了这类国家推动现代化进程和进行现代国家建设的核心问题。

从世界各国尤其是东亚的情况来看,伴随着战后的不同发展阶段,其新兴国家的领导人也可以被划分为几种不同的类型,我们可以在这种框架下来对新加坡的领导人及政治精英进行分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亚各国的第一代政治精英一般是职业革命家,他们主要的政治生涯是争取和巩固国家独立,并以此为自己的事业和目标。他们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或民族斗争取得了民族国家的领导权,但是此后在进行经济建设、法治建设和社会发展方面并不是很成功。这虽然与当时国内的斗争形势和整个国际环境的矛盾有关,但主要与他们自己和革命力量的革命惯性及其在斗争中形成的意识形态的转型非常困难有关,当然也与既得利益有关。

第二代领袖主要是技术官僚。最初担任国家领袖的技术官僚也是从较为年轻的革命家转型而来的,因为他们当政的年代已经不再有革命和斗争的环境,国家要进行和平与发展的建设,而第一代国家领导人也因年事已高等各种原因淡出政治舞台,他们自己选择了自己的追随者。此后,技术官僚成为这一时期国家领导人的首选和主要特质。从根本上来看,技术官僚成为国家领导人是时代的选择,因为这时国家的主要目标是发展经济和通过强化政府权力以及进行行政改革来进行国家构建,这同时要求在政治制度层面上保持相对的稳定。

第三代领袖是新型的政治家。一般来说,这类政治家的出现要有民主竞争的环境,因此,很多国家是在发生了政治转型和民主化后形成这样一批政治精英的。这种新型政治家会逐步取代技术官僚成为国家的领导。他们的特点是,不再有理工科或军人背景,而是专门从事政治活动的职业政治家或政党领袖,越来越多的人有学习法律、政治等文科的背景。一般来说,这种新型政治家的主要事业和目标是构建现代国家尤其是进行民主政治建设。

新加坡的第一代政治精英的双重特质非常明显,他们大都具有长期留学英国或长期受英语教育的背景。与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有所不同,李光耀的主要事业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作为职业革命家的事业,二是作为技术官僚的事业。应该说,作为职业革命家他缺乏其他人领导大规模民族运动或革命战争的经历和锻炼,因而也缺少革命的品质和宏韬大略;但是,作为技术官僚,他身上体现着更多的现代性,这与他留学英国、以律师这种专业人士的身份和“合法”身份领导民族斗争、通过选举担任总理并使新加坡一直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反对党存在有很大关系。尤其是他积极推动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建设,这体现了他对现代化和现代国家建设的正确认识。

与此相适应的是,新加坡的干部选拔方式随着经济建设和国家建设的推进而适时地进行了调整。很多国家在独立后都经历了一个由狭隘的选官基础向较宽泛的选官基础转变的过程,但多数国家这一转变的过程很长或是在政治转型后才完成这一转变的,新加坡在较短的时间内尤其是在一党执政时期就基本完成了这一转变。

新兴民族国家的执政党在独立后的很长一个时期都执行了从较为狭隘的阶级内部,或是只从党组织中选拔党干部的路线。这种选官方式难以选拔到专业人士和在市场经济中的成功人士进入国家的领导层。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执政后不到10年的时间就实现了转变,20世纪70至90年代,为了适应经济的发展,大量从市场经济的成功人士中选拔国家领导人,而主要不是从党的基层组织中选拔,致使党的成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知道,技术官僚取代职业革命家进行领导,是后发展国家的执政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并领导国家建设的必要步骤,这适应了经济发展和国家建设的需要。

由于人民行动党有严格的选拔程序,新加坡一直保持着有限度的竞选。所以党的选官基础的扩大并没有削弱党组织的凝聚力和组织力。同时,由于政治体制的程序得到严格遵守以及整个体制的制度化水平较高,所以这些候选人在进入政治体制后,带来了现代性和对市场化和民主化的适应性,即通过改变而强化了政治体制。随着人民行动党的组织和路线更加开放,其党员也越来越具有现代意识,能够应对领导职务的挑战,因而自21世纪初以来它注重从党员中来选择政府官员,以保持党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这一次它也没有削弱而是增强了自己的竞争力。现在看来,这种适应形势变化而进行的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调整是有效的。

(二)政治体制具有较高的现代性和制度化水平

我们知道,建立起具有明确现代化导向和中央集权的有效现代国家制度及其权力运行机制,是现代化起飞阶段后发现代化国家推进现代化进程的政治条件,也是进行现代国家构建的前提条件,新加坡较早地做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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