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绸连丝绸之路,学术报告会会议文告及日程安排

文章作者:历史新闻 上传时间:2019-06-18

10:00-10:10 拍照

为了探讨与展示丝绸在中国的起源、传播以及东西方纺织文化在丝绸之路上的交流,从而进一步促进丝路之绸的研究与保护,配合2015年9月15日-10月15日举办的“丝路之绸:起源、传播、交流”文物展,中国丝绸博物馆联合国内外相关科研机构,于2015年10月11日至14日,在浙江杭州西湖博物馆成功举办了“丝路之绸:起源、传播、交流”学术报告会。 此次会议主题包括丝绸之路与技术交流、中国境内的丝绸考古发现、境外的丝绸考古发现、语言学所见丝路之绸、海上丝路与外销绸、人类学所见丝路之绸。 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织机研究新闻发布会 在发布会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张柏春就中国提花机在科技史中的意义进行了阐述。张柏春认为提花机在科技史中的重要意义从两方面可以体现,一是提花机的发明与中国工艺传统,二是提花机所蕴含的信息技术基因。图片 1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张柏春发言 早期的织机缺乏可储存花纹的功能,复杂而大规模的花纹主要依靠缂丝、刺绣、妆花的方式予以完成,效率较低。提花机的出现代表着中国制造工艺的一项专门技术,这种织机的关键在于“提花”工艺思想的提出。成都老官山出土的织机反映了提花工艺与连杆传动机构的新发展。织机的连杆传动机构成为中国机械制造的一类基本技术。图片 2老官山出土织机 提花机促进了织物基本组织的复杂化与多样化,为织锦带来更多创造性空间。德国学者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所提出的中国古代艺术生产中的模件化和规模化生产体系,也可以用来阐释以提花技术为特征的中国传统织造工艺。 从织锦的纹样与不同时期的生产技术的关系方面来看,提花生产的模块化与花本生成的特点密切相关。总体上,使用花本进行织造的提花机与铸铜、印刷、建筑等中国古代其他多种发明具有共同的特点,即中国传统工艺思维下的模件化。这与西方古代织造技术传统形成鲜明对比。 在提花机的信息技术基因上,通过列举很多中国古代存储复制花纹的案例,指出从作为现代数字电路基础的逻辑运算角度,母钱法是重复进行的“逻辑非运算”。此外,雕版及活字印刷术,则进一步为文化信息的传递提供了物质载体,从而摆脱了以往知识通过手抄本流传的低效和易佚失等缺陷。与青铜冶铸术不同的是,印刷术的信息传递类似于镜像的复制。提花机的花本与以上技术具有相同的信息存储功能,但其实现工艺与机械结构更为复杂。 关于中国提花机在世界科技史上意义的论述会谈到提花机对现代计算机发明的启示,需要指出与现代计算机发明史直接相关联的是法国人雅卡尔(Jacquard, 1752-1834)所改进的卡片式提花机。1837年英国数学家巴贝奇(Charles Babbage, 1791-1871)提出的分析机模型中,借用了雅卡尔提花机中的自卷打孔卡片作为程序和数据的输入装置。尽管巴贝奇分析机中使用了与当时提花机相同的输入装置,但这与中国古代提花机还有较大距离。张柏春认为这远比提花机单纯记录提经信息复杂。另外对于雅卡尔提花机的出现追根溯源所借鉴的思路并不是中国古代提花机,而古代提花机花本起到的作用更类似于被程序加载的成组数据。图片 3巴贝奇的差分机 因而可以得出结论,常看到的诸如“提花机是古代的计算机”等说法显然并不准确。但提花机确实极大提高了古代文明中奢侈织物的织造效率,并丰富了纺织品的图案纹样。作为提花信息存储和传输装置的花本,表明提花机中蕴含着演化为现代信息技术的基因。  主题1:丝绸之路与技术交流 夏鼐先生曾绘制了一幅丝绸之路出土文物地图。以此为基础,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上海东华大学教授赵丰以先后参加的几次丝绸之路沿途考察为主线,介绍了取得的一些成果。图片 4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上海东华大学教授赵丰发言 2006年东华大学和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举办的环塔克拉玛干丝绸之路服饰文化考察。此行到达了10多个遗址并于07年出版了正式的考察报告《大漠联珠》。在这次考察中,调查了环塔丝绸之路沿途博物馆或文管所收藏的纺织服饰文物,特别是丝绸之路南线各博物馆的出土纺织品。对于这些馆藏,考察队理清了它们的来源和基本情况以及保存情况和大致数量,并在《环塔服饰文物考察报告》中进行了统计。这次的考察最终从纺织文物、服饰文物、壁画世俗人物服饰、少数民族服饰几个方面得到了系统的数据。其中也楼兰LE附近被盗墓染织服饰、山普拉出土的毛织物、田布扎克彩棺墓出土织物服饰、营盘墓地汉晋冥衣;新疆出土的覆面、魏晋鞋帽、汉唐绮织物、栽绒毯;楼兰LE壁画墓、库木吐喇第79窟壁画中的人物服饰各个方面都进行了分析总结,并做有调查情况表。图片 5 在两次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的蒙恰特佩出土的纺织品考察中,赵丰对大量的绵线平纹纬锦进行研究,并出版了《大宛遗锦》,此次考察,对当地出土的纺织品服饰结构进行了总结,并将部分样品带回中国丝绸博物馆进行纤维测试与分析。得出结论,认为这批样品的丝线细度相差很大,并通过与当地现在桑蚕丝的比对发现古代古代蚕丝截面积小于现代样品;在红外测试中也初步断定样品中的纤维为桑蚕丝和棉纤维。 在Naslidie考古所的帮助下,团队多次进入北高加索地区进行9到10世纪的丝绸考察,包括Machevaya Balka, Arkhis, 和Hasaut等地,在这些地方出土的丝绸现都保存在冬宫博物馆、Kherkesk博物馆、斯塔夫罗波尔博物馆、莫斯科考古博物馆。同时,很多蒙古出土的丝织物也开始被发现研究,赵丰在发言中用图片对此进行了展示。图片 6Niya, Xinjiang, 1959 2015年春天赵丰去塔吉克斯坦尤其是粟特地区,在这一道路的要塞地带进行了考察,发现很多的出土织物并不仅仅是丝绸制品,还包括有很多棉织物也被发掘。 之后,赵丰又对自己最近一次的西安到敦煌的考察进行了简单介绍,此次考察从西安到敦煌甚至进入到哈拉浩特,考察队在这一区域的周围发现了很多早期的丝织物。“丝路之绸”展览是借这些地区珍贵的丝绸展品,用丝路之绸展现丝绸之路。 德国马普学会柏林科学史研究所所长、维尔茨堡大学博士Dagmar Schaefer 以《权力与丝绸:明代(1368-1644)国有制造业的中央和地方》为主题对明朝初期皇室礼服的物流组织情况进行了研究,其中包括了十四世纪的汉人世界国有丝绸制造业的结构和影响,她认为其中两个历史编纂方面的问题值得注意:第一、物质文明和文学记载之间的比较;第二,分析的观点是怎样的。图片 7德国马普学会柏林科学史研究所所长、维尔茨堡大学博士Dagmar Schaefer 她表示丝绸研究需要合作伙伴,即研究小组。研究小组可以利用他们的交流互动来收集当地的某些类型的专题论文资料,并可以根据收集的数据进行研究。图片 8基于在博学数据库收集到的2000个地方专著论文 通过对明代丝绸制造业的研究,可以看出丝绸记录的数量已经进入一个时期,在明代,尽管组织的形式和生产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宫廷用度仍然保持较高的数量。在丝绸生产的核心地区如四川和江南地区,国家执行一条鞭法,替代税收劳役,十七世纪前的明代社会已有商业化。十七世纪,即使从明到清存在统治的过渡,江南的丝绸制造业也只是短暂地停止。 同时,她表示从历史政治、以及时间框架(历史记载开始和结束点的选择)的影响等方面分析,中国丝绸是一个特别适合研究的主题,这是由于其历史的悠久,也因为历史记载强调连续性。丝绸技术的更替,以及在统治阶级的政治理想和社会发展范围内的管理都有重要的参照性。现当代的历史学家都赞同朝代时间表的使用,但往往忽视了这些强有力的反面证据。 主题2:境外的丝绸考古发现 日本奈良帝国家庭机构,日本正仓院首席复原员田中阳子对日本正仓院所藏琵琶包的形制、纺织工艺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图片 9日本奈良帝国家庭机构,日本正仓院首席复原员田中阳子发言 琵琶袋从形式上看是用于贮存一种四弦琵琶。四弦琵琶据说起源于波斯,很早就进入中国,并在奈良时代进入日本。现在,此件琵琶袋的缝纫线已经被切割,所以布片之间是不相连的,各个部件都是单独存在。琵琶包的前片布料是锦,背面的布片是白色的平纹丝绸。包面的图案从前片延伸到整个包体。 包体使用的锦,经纱的颜色是白色棕色,纬纱的颜色是蓝色,深绿色,绿色,白色,淡褐色,黄色,浅红色,红色和紫色。可以看出布料上大而复杂的华丽花卉设计需要运用高度熟练的技术制成,同时,这件锦织物的宽度与当时典型的纺织品非常不同,奈良时期标准宽度锦纺织品约56厘米而这种特殊的琵琶袋锦织物认为原本就是约114厘米的宽度,约两倍于其他纺织品。因而这种锦织物一直被认为是在中国生产的。图片 10图片 11 包的内里使用的是白色毛毡,并通过研究人员的观察实验得出结论是羊毛材质。但是在奈良时代,日本并没有羊毛可以得到。因此,琵琶袋可能来自中国和中亚进口到日本。基于对锦的宽度和羊毛被用于制作毛毡的情况,琵琶包最有可能是来自中国。 为避免频繁的展览和运输到偏远的地方可能会对这些文物造成损坏,仓正院正在对这一藏品进行复原,用于代替原藏品进行展示。 以色列国家文物局馆长、博物馆展览部门主管Orit Shamir 对中古世纪以色列大陆上的发现的丝绸纺织品进行了介绍。图片 12以色列国家文物局馆长、博物馆展览部门主管Orit Shamir 发言 蚕丝在以色列的第五世纪的拜占庭遗址被发现,如Nessana(Baginski和Sheffer 2004;Bellinger 1962)、Avdat(巴金斯基和Tidhar 1978)和伊斯兰早期(巴金斯基和夏米尔1995),其中最重要和标志性的丝织品组合在中世纪公元9-13年代于Jericho (Qarantal Cave 38)附近的洞穴中发现。图片 1338号洞穴 被发现的768件纺织品碎片展示了各种各样的材料(丝,棉,亚麻,羊毛和山羊毛)和技术,表明它们不同的地理起源。最重要的是这些丝绸碎片是通过各种不同技术制成的,其中一些需要运用复杂的织机。其中大量纺织品应用了当地独特的s-spun亚麻棉经纱和z-spun纬纱纺织而成。这些碎片大多数来自于服装(如裤子,上衣,头巾),还有其他的一些来自于袋子,捆扎包装和带子上。 对于为何如此之多纺织品被储藏于山洞里呢?Orit Shami推测是在18世纪一些布料由阿拉伯人从中国引进并传到中亚,开始广泛地将纺织品作为主要的原料使用。但由于10-13世纪,本地人口的频繁动乱以及各种各样的征服者入侵,他们无法回到洞穴中将这些丝织品带走,这些政治背景使得我们能够在洞穴中发现它们。从中可以了解到许多有关中世纪以色列人们衣着的外形、材料和其他日常纺织品。图片 14亚麻平纹和游禽丝绸织锦752/2 一些其它的中世纪纺织品也在以色列被发现(夏米尔和–巴金斯基2002a)——例如在Avdat (Baginski and Shamir 2001), Kasr el-Yahud (Shamir 2005), Judean 沙漠洞穴 (Shamir and Baginski 2002b), 和 Caesarea (Baginski 1996)。但其中的纺织品种类远不及38号洞穴中的多,而且其中只有Caesarea一处发现一件是丝织品。 韩国传统纺织研究所所长、韩国传统文化学校教授沈莲玉对古代韩国的织金丝绸出土物进行了阐述。图片 15韩国传统纺织研究所所长、韩国传统文化学校教授沈莲玉发言 韩国由于环境条件的限制,挖掘丝绸文物很困难,但高丽王朝晚期有大量的丝织品出土。高丽王朝历时近500年,与中国大陆的辽,北宋,南宋,蒙古,金、元时期接近,这一时期的织金织物通常为高丽王朝晚期物件,种类多样。图片 16佛经的封面,naeso寺 用眼睛进行观察,运用图像摄影进行调查,测量厚度以分析材料,并用光学显微镜,可以得出织物所使用金线的类型和特点。从金线的形态上,一般分为片金、捻金两大类,在片金的织物研究中,通过比较研究了6件Sudeok寺1346年以来的文物表面结构。发现其纤维长度长,宽度较窄,有薄细胞壁非木材的韧皮纤维成分,它的结构特征与楮纸非常相似,可以做出假设,此片金的基础是高丽纸金线是由高丽生产的。另外,发言也谈到了在片金中皮革和动物胶的应用。捻金是以Songgwang寺的两片竹简上的包边织锦为例说明的,其中的捻金是用银线和实际切割的银与丝线捻成,并发现了铁和铜的成分。图片 17妆花结构 高丽时期的织物图案特点多为塔子、金塔子式与混合扩散式两大类。金塔子和塔子纹是以较小的常用纹样为单元,像垒砖一样相邻两层间隔交错排列,并可以在上下层中变换方向。而扩散式的图案并不多见,其中可以分辨出的图案的织物仅有兔鸟纹和云气宝物纹两件。 朝鲜集中出现的织金织物,受到中国元朝的影响,其中的组织结构以及图案特点都与中国当时的织物有相似之处。片金织物的案例,可以表明金线是产生在高丽,也可能确定以皮革为基础的金线形式是从中国引入。织金织物中金线的基础、胶成分和生产方法直接显示出各个国家的独特特点,这些因素与当地的环境是否可以提供这样的材料是密切相关的。 主题3:中国境内的丝绸考古发现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副研究员顾万发就吴江梅堰镇袁家埭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陶器蚕画的时代、图像释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图片 18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副研究员顾万发发言 1959年,江苏省文物工作队与江苏市文管会联合发掘组对吴江县梅堰镇东北袁家埭新石器时代遗址予以发掘。出土文物中有一件黑陶罐,其上刻画有重要的图案,对于器物腹部近底处的蚕纹,学术界高度重视,已有不少论著提及。而对于其底部中心的图案,学术界却很少提及。图片 19 顾万发分别从时代论证、图像释读、相关问题来进行了讨论。首先,此发现可能为崧泽文化晚期或末期,主要是由于该遗址有仰韶文化大汶口类型的彩陶和崧泽文化遗存,并且该器物底部的图案,主要出现于崧泽文化晚期到良渚文化早期的过渡阶段。其后,对于底部的图案解读,认为底部的图案与其他部位的图案是一体的,其真正的内涵与太阳大气光象有关,并因此与蚕、与编织等产生自然和文化关联,可视为太阳与蚕的组合图。应称为是新石器时代的一副简约的富有“宗教”信仰气息和文化诗意的“太阳.蚕”画。 大气光象中有各种晕弧,它们是在太阳自然光源的照射下﹐由于大气分子﹑气溶胶和云雾降水粒子的反射﹑折射﹑衍射和散射等作用而引起的一系列光学现象。于此则太阳光象的图案中若有上下两个菱形相对的造型,理论上其可能是22°晕上下的菱形光块组成,这时中间真太阳简化为横线(通过真太阳中心的幻日环,当在较低的太阳高度时,这一环在22°晕内的线段教直或曲度不明显),或简化为或宽或窄的空白区域。另外,上下两个菱形相对的造型或也可能是上、下端的菱形光块之一与真菱形太阳的组合。并以安吉安乐遗址的纺轮图徐昂进行解释。图片 20安吉安乐遗址纺轮图像的大气光象图解 蚕与纺织关联,大家都觉得很是自然,但是关于蚕与太阳、蚕与桑树、蚕与通天神树、蚕与羽化升仙方式、桑树与太阳之间的文化关联的连贯的系统脉络,经过多年来的讨论,尤其是经过赵丰先生在有关丝绸起源学术史上具有重要价值的详实而极富逻辑性的论证,基本明白了中国丝绸起源的文化契机和深层内涵。在吴江县梅堰镇东北袁家埭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崧泽文化时期这一太阳与蚕共存于同一文化场景的图像,即说明了赵丰等学者观点的正确性,也以确切无疑的考古学材料说明这些关联的早期性。 大气光象在各个遗址图像中的应用与内涵问题,指出包括吴江县梅堰镇东北袁家埭陶罐“太阳.蚕”图的这类有关太阳大气光象的图像,又按照不同的晕弧组合分别演化为良渚文化中的冠状器、三叉形器、耘田器、各类神面。这其中的神人像,包括神人、神兽面,其中的神人、神兽单个造型是对应于太阳大气光象的,其组合也统一于太阳大气光象。认为则晚期的神人、饕餮应该都具大气光象内涵或由其延伸的内涵。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李文瑛对新疆境内考古发现的丝绸文物进行了介绍。图片 21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李文瑛发言 由于新疆干燥少雨,有利于地下有机物的保藏,特别是在天山以南的塔里木盆地、罗布泊荒漠以及吐鲁番盆地等丝路沿线,此区域的古代墓葬中,发掘出土大量色泽鲜艳、保存良好的纺织品,其中以汉唐时期的丝绸最为丰富。 新疆史前时期的丝绸发现主要有:阿勒泰哈巴河县喀拉苏墓地出土铜器表面残留的丝绸残迹;天山阿拉沟战国时期墓葬出土的凤鸟纹丝绣;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曲曼墓地发现战国时期的丝绸残迹。新疆汉唐时期丝绸的发现,主要集中在以下地区:图片 22 民丰尼雅汉晋墓地:该墓地出土了大量珍贵丝绸文物,包括大量的织锦,因其织造费工费时,最能反映织造技术水平。从实物看,汉晋时期,五种色彩的织锦发现最多,如尼雅“万世如意”锦、“长乐大明光”锦、“元和元年”锦等,这种织锦幅面没有色区,花纹流畅自如,极为华丽,代表了汉晋织锦的最高技术水平。另外,尼雅出土“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恩泽下岁大孰常葆子孙息弟兄茂盛无极”锦、“金池凤”锦等都是这方面的杰作。 洛浦山普拉墓地,在1983、1984、1992~1993年共进行过三次发掘。出土的毛织物引人瞩目,其中亦有少量丝绸。另外若羌楼兰汉墓出土了大量的珍贵丝绸,如:登高锦、长寿明光锦、延年益寿锦等等都是其中的典范。 尉犁营盘汉晋墓地出土汉晋丝绸的图案风格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突出表现在云气动物纹的流行,这与当时神仙思想和谶纬方术的盛行是分不开的。这类纹样以各种祥禽瑞兽、神仙灵异为主题,以流动飞扬、蜿蜒舒卷的云气、山峦为骨架,穿插吉祥祈福的种种铭文,形成一种绮丽诡异的仙境氛围,这些都可在上述相关地点的考古发现中找到实物佐证。图片 23云气动物纹平纹经锦 且末扎滚鲁克墓地出土了不少西汉-北朝时期丝绸,其中出土的平纹纬锦尤其值得关注。 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地出土丝绸则主要分属两个时期,一是高昌王朝时期,相当于北魏至唐初;二是唐西州时期(公元7世纪下半叶至8世纪下半叶)。 唐代丝绸品种变化最多,织锦除沿用早期的平纹经锦外,还出现了斜纹经锦、斜纹纬锦以及双层锦。其中斜纹经锦在唐初发展迅速,阿斯塔那出土联珠小花锦、小型联珠对兽对禽纹锦等都采用了这一结构。 以上各地点出土丝绸品种繁多,锦、绮、绫、罗、缂丝、绢、纱、刺绣、染缬应有尽有,对于研究我国汉唐丝绸的技术特点与艺术风貌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18:00-20:00 与会领导和专家晚餐,蓝天清水湾

16:30-16:40 赵丰,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 介绍:成都老官山汉代提花机的研究和复原

16:00-16:10 复原织机揭幕

10:30-10:45 Susan Whitfield,国际敦煌项目(IDP)负责人 丝绸之路的来历与路上的丝绸

16:35-16:50 刘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 长江三角洲史前遗址出土的钱山漾丝绸物证

时间:2015年10月12日

17:20-17:35 李文瑛,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 新疆境内考古发现的丝绸文物

“丝路之绸:起源、传播、交流”学术报告会(二)

五. 会后考察活动:
www.chinasilkmusuem.com

16:50-17:00 张柏春,中科院自然史研究所所长 点评:中国提花机对世界技术史的贡献

15:00-15:15 Orit Shamir,以色列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展陈部主任 以色列地区出土的中世纪丝绸

16:00-16:20 茶歇

16:20-16:35 顾万发,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 从考古发现看郑州青台丝绸出现的历史背景

14:45-15:00 Sibel Alpaslan Arça,土耳其托卡比皇宮博物馆研究员 托卡比皇宮博物馆所藏土耳其纺织风格的丝绸

11:30-11:45 Dominique Cardon,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CNRS)高级研究员 丝绸之路上的染料交流

11:35-13:50 凭餐券午餐

主题2:境外的丝绸考古发现

主题4:语言学所见丝路之绸

11:50-13:50 凭餐券午餐

17:05-17:20 任晓燕,青海省文物考古所所长 丝绸之路在青海

16:10-16:20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致辞

主题3:中国境内的丝绸考古发现

活动一: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织机研究新闻发布会
时间:2015年10月11日15:00至17:00,周日
地点:西湖博物馆报告厅

19:00 凭请柬参加告别晚宴:经纶堂之夜

主题5:海上丝路与外销绸

10:45-11:00 赵丰,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 丝绸绘丝路地图

16:50-17:05 王辉,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 甘肃境内考古发现的丝绸文物

15:35-15:50 Ming Wilson,英国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V&A)研究员 在英国及欧洲寻找中国丝绸

11:15-11:30 杨洪,美国布莱恩特大学副校长 氢同位素测定丝绸之路出土丝绸产地研究的新进展

9:15-9:30 林梅村,北京大学教授 有关丝绸的犍陀罗语文书

时间:2015年10月13日

11:00-11:15 Dagmar Schaefer,德国马普中心(MPIWG)柏林科学史分所所长 早期织机的技术性研究

 

17:10-17:20 林聪益,台南科技大学古机械研究中心主任 点评:

10:00-10:15 Mohammad Bagher Vosoughi,伊朗德黑兰大学教授 波斯语中的丝绸

17:00-17:10  梅建军,英国李约瑟研究所所长 点评:对近期出土的汉代提花机综述

9:00-12:00 菱湖丝绸生产

地点:西湖博物馆报告厅、中国丝绸博物馆、西子宾馆

10:35-10:50 Judith Cameron,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 越南地区新发现的直接、间接、或存疑的丝绸考古证据

9:00-9:15 Marie-Louise Nosch,丹麦国家基金纺织品研究中心(CTR)主任 希腊和罗马文献中的丝绸

四.报告人员及会议议程:

17:30 乘坐大巴回清水湾

9:30-9:45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致辞

15:45-16:00 Sharipov Abduvali,塔吉克斯坦国家博物馆馆长 塔吉克斯坦的纺织品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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