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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江广富林古文化遗址,余秋雨三谈考古记

文章作者:历史新闻 上传时间:2019-06-23

 

概况:

       第一次看余秋雨谈考古,是读他的《文化苦旅》。他说“在诸般学问中,要数考古学最有诗意。”尽管他没有铺展开来详谈考古,但他这句富有诗意的话,2005年还是被我引用到了在香港中华书局出版的《三峡考古记》丛书中。那时候感觉,行外人谈考古,余秋雨还真捉到了门道。

广富林古文化遗址 从已挖掘的6座新石器时期墓葬中,出土了一批陶器和石器。尤其是发现的5具尸骨,保持完整,属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典型良渚文化类型,是衔接崧泽文化和马桥文化的重要时代环节,从而将上海的历史有机的串了起来,使人们可以完整的了解上海的历史发展的全貌,具有很大的考古价值。 上海地区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古遗址 遗址为2层。上层面积10000平方米,出土大量陶片、陶纺轮、陶饼、带纹饰、硬陶和带釉陶等,系春秋战国时期文化遗存。下层面积7000平方米,有灰坑 1个,墓葬2座。一号墓葬品有陶罐、壶、带盖三足器、鼎、盘和纺轮等物,分置于墓主头足附近。

       第二次看余秋雨谈考古,是在网上浏览到一则消息。那是2006年第12届CCTV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他担任评委。赛会上有一道试题:“2006年7月13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批准将我国的‘殷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请说出殷墟是哪个朝代的都城遗址,它位于现在的哪个省?”歌手答毕,余秋雨发表了这样的评语:“19世纪的中国受尽了苦难,但就在19世纪的最后一年,研究甲骨文的中国学者发现了‘殷墟’,现实的苦难和地下的辉煌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评语是余先生自己即兴的感言,还是评委会事先撰就的说词,不得而知。可是这话的中间两句有点说走板了,不是软肋,而是硬伤,既缺乏甲骨学发展史常识,也误解了殷墟遗址的发现史。

2013.3.23. 长宁天山文化旅游班一行四十多人,结伴同游松江广富林遣址。到达那里己晌午十时左右,正赶上那里大兴木土扩建修造之中。据说要全部修复完工还得半年之中,有幸的是我们却省下了门票的钱。等到向社会公众开放,估计票价不低于百元。广富林遗址位于上海市西南的松江区方松街道,西北和西面较远处环绕佘山、辰山、凤凰山等诸多小山峰,遗址附近地势平坦,海拔较低,一般在2~3米左右。遗址于1959年发现,后曾试掘。1999-2008年,广富林遗址先后进行了多次考古发掘,获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其中,以首先在广富林遗址发现而命名的“广富林文化”,填补了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考古学文化谱系的空白,为研究环太湖地区文明化进程提供了新的材料。1958年,当地农民开掘河道时,发现了大批古代遗物。墓东约12米处有狗骨架一具。同时出土的还有陶器和磨制石器,如镰、斧、凿、铲、刀、矛等,属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典型良渚文化类型,是衔接崧泽文化和马桥文化的重要时代环节,从而将上海的历史有机的串了起来,使人们可以完整的了解上海的历史发展的全貌,具有很大的考古价值。2006年,中外考古专家聚集松江,经过学术研讨和实地考察后认为,“广富林文化遗存”是新发现的文化遗存,是一种新见的考古学文化,可以命名为“广富林文化广富林文化时期的住宅为干栏式建筑和地面式建筑两种类型。遗址北部湖边发现广富林文化木构建筑,这是一种干栏式建筑,在湖边遗址发现有排列整齐的柱洞,原本有木桩,为干栏式建筑的房基,木桩上架梁,再在梁上铺板,以起到防潮、防水的作用。此次考古,在广富林遗址首次发现了稻壳和稻米,据此判断,上海的先民们已经开始人工种植水稻。以往,良渚文化时期的稻米已被发现,此次发掘出的广富林文化时期稻壳和稻米,数量较多,形态完整,是研究长江下游地区稻作史和农业经济形态的珍贵材料。而同时发现的鹿角和猪骨则表明,广富林文化先民已把猪和鹿作为主要的肉食来源。

       余秋雨说的19世纪的最后一年,即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者王懿荣看到“龙骨”上有文字时,根本不知道它出自何方。后来几乎用了整整10年工夫,收藏甲骨的学者罗振玉等人,多方求索,才找到它的“产地”安阳殷墟,而找到的时间,已是1908年—1910年前后,时代早进入了20世纪,而不再是余秋雨说的19世纪的最后一年。

。早在5000年前,广富林一带就有松江先民在此地劳作生息。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当地就已经普遍种植水稻,悠久的农耕史,表明了当地具有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当地的纺织历史也很久远,遗址还出土有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纺轮。2006年,中外专家学者们认可了广富林4000年前的文化遗存为“广富林文化”。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原故宫博物院院长张忠培认为:“广富林遗存可以作为独立的考古学文化来看待,广富林遗存命名为广富林文化有它的合理性。”因为广富林文化是首个以松江的地名命名的文化类型,这对于松江区来说,其意义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国家文物专家建议松江区保护好广富林文化遗址,抓紧申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地点。要作好保护利用规划,造福子孙万代。因广富林文化遗址是国家重要文化遗址,故松江区面临的文物保护责任将更为重大。

       余秋雨之所以把发现殷墟的事定在19世纪,估计有两种可能,一个可能出于想表达对历史事件的跨世纪文化考量,拔高了立意,增强了对比效果,但颇有些以论带史,给人关公战秦琼的感觉;另一个是确实把发现殷墟的时间搞错了,未严谨核查史实,属于技术性失误,我估计这种可能性更大些。但不管怎么说,赛会电视转播毕竟面向的是全国亿万公众,这类误解必然造成大面积的误众。如果说文学允许艺术加工和再创造,但史实是曾经发生的客观存在,对歌手的历史文化考试,还是能不做就不做文学演绎为好,还是能不追求就不谋求诗意为妥。这件事曾让我对余秋雨谈文物考古的失望值大于了期望值,甚至一度认为他再谈这类话题, 需要好好下下案头工夫。

要仔细地游览整个区址得化二小时,我看完己将近十二点了。下午我们还得去辰山植物园就此别过了,广富林有机缘我还会再来的。

       第三次看余秋雨谈考古,是2008年6月下旬他在电视上对上海广富林遗址考古现场做访谈节目,那时我正在杭州搞良渚博物院的陈列文本设计,一同观看的还有良渚古城的发现者刘斌等人。看后我们议论,都觉得到底是大名鼎鼎的余秋雨,讲得深入浅出,立意高端,请他做考古发掘转播的嘉宾,是向社会传播考古学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不二人选。后来,我偶然又见他把那次访谈写成了《上海广富林遗址的猜想》,发表在2009年2月11日他自己的博客上。

地址:松江区方松街道广富林村村北

        考古学是挺专门的学问,一般的非专业学者或文人,都不太敢于或者说不太善于乃至不太乐于谈论此道(括弧,马未都等除外,括弧完了)。我是干考古这行的,即便在复旦大学开了《公众考古学》课,却也一直伤透脑筋,苦于专业语境转换为公众理解的难度。像我也曾为普通公众写过《上海不是无古可考的地方》一文,但凭心而论,和余秋雨的访谈及其文章相比,他确实出手不低,更见功力。他通过解读广富林遗址的考古价值,把考古学成果的社会文化意义阐释到了俗雅皆达的境地。我想,这和他在文中所说“多年来我在研究中国文化史的过程中一直把考古作为自己主要的学习项目”不无关系。换言之,与他在2006年歌手赛会上的那个纰漏相比,我感到他的考古学养已经有了提升。一位名满天下的文化学者,不但把晦涩深奥的考古作为自己的研习对象,还能够阐释自己的考古文化见地,并“一直动员我的学生和其他文化界朋友稍稍关心考古”,这事本身已经叫人感觉到他的勇气和魅力。

      在我服帖余秋雨这次谈考古之时,还是注意到他文章中的考古知识和考古理解,有个别不太准确的地方。比如他说“四千年前,对中国是一个什么概念?那是中华文化跨进文明门槛的关键时刻,在中原,正值夏代。就严格意义上的中华文明而言,这个时段因文字、城市、青铜器的成熟汇集而成为一个重要起点。”这段话中讲的城市和青铜器,的确是已被考古发现证实了的客观历史存在,但说四千年的夏代已有了成熟的文字,却是缺乏足够的考古学依据的。换句话说,国内外公认的中国成熟的文字,还是距今3500年前左右的商代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

       余秋雨还说“中国现代考古学开始以后,不少充满诗人情怀的文化人成了考古学家,例如王国维、罗振玉、郭沫若、陈梦家等。”说实在话,这些人物中的大多数先生,原则上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学家,而是我国较早认知考古学价值的学术先驱和善于运用考古学资料研究历史文化的学者大师。这与考古业内一般强调考古学家要有田野工作能力和调查发掘经历等标准,有比较大的出入。至于他把考古业内众所周知的“马家浜文化”写成“马家滨文化”,则可能是笔误,校正一下就是。

       总的来说,我非常欣赏和期待有更多的像余秋雨这样的大家和公众,能加大关注还不那么热门的考古学特别是它所发现和保护的历史文化遗产,这是每个公民的社会责任和义务。余秋雨不但自己领风气之先,走在了前面, 而且他还告诉人们:“考古,是现代人对于自己邈远身世的大胆追寻,因此,是一门极富想象的现代学问。”“ 考古,是一种永恒的期待。既具有这种期待的热忱,又具有这种期待的耐心,是现代公民文化素养的重要标志。”他这些话说的有点文艺,但也挺地道,我这个干了大半辈子考古的,未必能想得出,未必悟得到,更未必能表述得出啊。

【相关链接】

上海广富林遗址的猜想

余秋雨

  最近,上海松江的广富林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取得了不少新成果。上海电视SMG艺术人文频道于6月29日下午进行了考古现场直播,我与这次考古发掘的总指挥宋健先生、上海博物馆馆长陈燮君先生一起,接受了即时采访。

  多年来我在研究中国文化史的过程中一直把考古作为自己主要的学习项目,因此也对广富林遗址产生了很大兴趣。现把我当时的谈话和相关的思考整理如下,敬请专家们指正。

  1

  上海的历史一般被说成是七百年,那是指元代的至元二十九年也就是公元1292年,设立了上海县。这是行政地理学上的概念。按照这个概念,上海地区早在春秋战国时代是介于吴越之间的征战之地,西汉时代属海盐县,唐宋时代属华亭县。这是上海的“前史”。

  但是,如果我们的目光从行政地理学拓展到人类生态学,那么,上海地区的“前史”就更早了。在被官方划来划去之前,这一带早有祖先活动的踪迹。广富林文化遗址,可以确定已有四千年历史,这就一下子把我们的时间概念拉长了。上海这座充分近代化的城市能加入这种久远的文化概念,我觉得很有意思。

  但是,我们不要因此就把广富林遗址匆忙地与现代上海直接相连,更不要把那儿发现的一些考古信息生硬地说成是“上海的特性”。严格说来,广富林遗址是为新石器时代长江下游人类生态提供了一个新的佐证,文化意义比上海一地要宏大得多,开阔得多。

  中国进入新石器时代,大概在八、九千年之前。中国现代考古学产生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对新石器时代的了解更多地集中在黄河流域,例如陕西、河南一带的仰韶文化,甘肃的马家窑文化,山东的大汶口文化,以及衍伸于陕西、河南、山东的龙山文化。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系统发现,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其中良渚文化倒是早在三十年代就发现了,但当时只认为是龙山文化的别支,到五十年代才定名为良渚文化。

  现在我们有信心说,在整个新石器时代,长江下游的文化遗址不仅丰富,而且已经可以完整地构成代代相续的系统。

  据我本人的现场考察,最早的应该是我家乡余姚的田螺山文化遗址和河姆渡文化遗址。河姆渡文化遗址比较有名,开始于七千年前,田螺山文化遗址在河姆渡东边,是近几年发掘的,比河姆渡文化遗址还早了一千年左右,八千年。与河姆渡文化差不多时间,或稍后,浙江嘉兴一带又出现了马家滨文化。也有人认为,马家滨文化就来自于河姆渡文化,渡了一条钱塘江。又过了一千年,马家滨文化发展为崧泽文化,那就直接出现在上海地区了,中心遗址就在现在的青浦区。时间,大约在六千年到五千五百年前之间。崧泽文化终于又发展成了赫赫有名的良渚文化,良渚文化的中心遗址在浙江杭州的余杭,时间从五千五百年前开始,正好与崧泽文化相接,延续到四千四百年前。

  请看,从八千年前开始,几乎每一千年都有一种重要的文化出现,直到四千年前。长江下游的文化生态链,堪称完好。良渚文化的遗址,我曾重点考察。我一直认为,这是整个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最华贵生态的集中展现。除了精致的陶器和丝麻织物外,让现代人眼睛一亮的是各种精美的玉器。那些玉琮、玉璧,从造型设计到磨制雕刻技术,都达到了极高的审美等级。由此可知,良渚社会中的上层贵族已经过着十分奢华的日子,而社会等级的划分也更明显了。这是良渚文化与它的母体崧泽文化的一个重大差别。

  其实,据我所知,良渚文化的奢华在长江下游的新石器时代也不是绝无仅有。例如安徽巢湖地区凌家滩文化中的水晶、玛瑙、玉器制品就都很精致。有的学者认为,为了寻求玉矿资源,这种奢华风尚从巢湖地区转移到太湖地区。良渚,以及早一点的崧泽,都属于环太湖地区。现在的上海也在环太湖地区,上海的两条河都与太湖有关。

  但是,如此美轮美奂的良渚文化却突然崩溃了,崩溃得无影无踪。崩溃的时间,大约在四千四百年前。在良渚文化以后,长江下游似乎进入到了一个空白时期。原来从田螺山、河姆渡、马家滨、崧泽到良渚的几千年传代系列,戛然而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知道。

  1958年,上海松江农民在广富林村挖河的时候,发现一些古物。1961年正式进行考古发掘,被认定为良渚文化的延续。这就是说,良渚文化在崩溃之后,有一脉小小的遗留,落到了松江。

  一个重大文化的余音,当然引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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