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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作者:历史新闻 上传时间:2019-06-22

  编者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多次就文物保护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自信,对文物工作的高度重视,为新时期文物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的修订和公布,是贯彻落实总书记系列重要论述精神的重要举措,对于贯彻正确的文物保护理念,全面推动我国文物保护工作,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将发挥积极作用。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面临新挑战,古城被改造得四不像。”“从过度开发造成破坏到受技术水平、从业人员素质所限,都可能对凝结人类智慧的文化遗产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一些所谓的文化遗产‘保护行为’与《威尼斯宪章》提出的真实性原则背道而驰。”……今年是《威尼斯宪章》颁布50周年,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近日在京召开的纪念《威尼斯宪章》颁布5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专家学者展开了热烈研讨。

  2000年,由中国国家文物局与美国盖蒂保护所、澳大利亚遗产委员会合作编制的《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以下简称《中国准则》)印发颁行,至今已有15个年头。它在对中国当时的文物保护工作进行充分总结的基础上,明确了文物保护工作的基本程序和基本原则,澄清了当时文物保护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争议,提升了中国文物保护的理论水平,规范了中国文物保护的实践工作,促进了中国和国际文物保护理论的交流和学习。《中国准则》作为中国文物保护工作的最高行业规则和主要标准,问世后得到了广泛的宣传、普及和运用,一大批文物保护工作者接受了《中国准则》的培训,有中国特色的文物保护理念在业内乃至社会上广泛传播,对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起到了很好的理论指引和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国内外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应该说,《中国准则》为2000年以后中国文物保护工作的科学开展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对中国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威尼斯宪章》又称《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是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较早制定并广受认可的国际决议,提出的“真实性”原则的基本精神是尽一切可能确保历史纪念物或建筑的遗存“一点不走样地把全部信息传下去”。“从《威尼斯宪章》颁布的时间来看,对欧美社会而言,是人们从关注建筑的功能性、经济性、创新性,向重新关注建筑的文化性和历史性转变的时刻。”清华大学世界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吕舟说。

  2000年以后,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中国文物保护事业进入到一个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这首先体现在空前活跃的文物保护实践上。在15年里,我们进一步摸清了文物家底,登记的不可移动文物数量有了井喷式增长。通过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被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的数量从30余万处增加到76万余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数量也从2000年的750处,增长到目前的4296处。各地省级和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数量也有了大幅度增长。

www.6165.com ,据了解,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碰撞中,《威尼斯宪章》也影响了亚洲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与实践。“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热度升高,《威尼斯宪章》对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体系构建和实践的指导作用越来越大。”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刘曙光说。

  在15年里,一大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得到妥善保护,周边环境明显改善。三峡文物保护工程、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工程、山西南部早期建筑保护工程、西藏重点文物保护工程等取得显著成果,积累了大量宝贵的实践经验。汶川震后文物抢救保护工程、玉树震后文物抢救保护工程,反映了中国文物工作者应对大规模灾害后文物保护应急水平和专业能力。蒙古博格达汉宫门前区维修工程、柬埔寨吴哥窟周萨神庙和茶胶寺维修工程等援外项目,则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文物保护的理念、技术和水平。

1997年至2000年,国家文物局组织力量,与美国盖蒂研究所、澳大利亚遗产委员会合作编写了《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这一准则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它总结了中国文物保护取得的成功经验, 借鉴了《威尼斯宪章》等提出的国际文物保护的先进理念和做法。”刘曙光说,“2004年,准则经修订后发布第二版。参照《威尼斯宪章》制定的保护准则,为文物古迹保护工作提供了更细致、更具操作性的行业规则和评价标准。”吕舟也认为,受《威尼斯宪章》影响,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方法有了改进。与此同时,我国文物古迹保护领域对《威尼斯宪章》的理解还需深入,保护实践中也存在亟待改善之处。

  在15年里,大遗址保护、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方兴未艾。安阳殷墟遗址、洛阳隋唐洛阳城遗址、成都金沙遗址和西安大明宫遗址等大遗址保护工程和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为解决遗址保护利用、阐释展示、利益相关者权益的实现、旅游发展、民生改善等问题提供了基于考古学研究的新模式,为文化遗产保护和经济社会共同发展探索了崭新的解决方案,是当前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各利益相关者实现共赢发展的有效途径,既实现了考古遗产的可持续发展,维护了文化多样性,又使文物保护的成果真正惠及地方,惠及民众,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石窟是我国最早开始进行保护、管理的文物古迹类别之一,但据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文物保护修复培训中心主任詹长法介绍,按照文化遗产保护的真实性原则,以水文、地质工程性项目为主的石窟保护修复实践,对工程技术人员专业背景以及专业技术、设备等要求很高。石窟文物保护存在不合现代文物古迹保护要求之处。

  在15年里,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取得了长足进步。截至2014年,中国已经拥有了47项世界遗产,在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保护、管理、监测、研究等各个方面逐步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行之有效的工作机制。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突出普遍价值、真实性、完整性等世界遗产保护理念的普及,以及丝绸之路、大运河这类巨型线性遗产保护实践工作的开展,文化遗产保护在中国的广度和深度都得到了大大地拓展。不仅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的文化遗产得到很好的保护与管理,其他各类文化遗产的保护也从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与方法上汲取了宝贵的营养,世界文化遗产在保护、监测、展示等方面的先进理念和方法在中国得到了普遍运用,大大提高了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整体水平,带动了遗产地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随着国内文物保护资金和人力投入的加大,文博单位相继购置了一批大型分析仪器,仪器分析与文物保护结合日趋紧密。“但仪器分析在文物行业的应用与其他行业以及国外同行相比,仍有不足之处。比如,就分析仪器设备的市场供应情况而言,大型分析仪器的生产厂商几乎均为国外厂商,因此最先进的仪器设备无法及时进入中国市场,文物保护行业对仪器的特殊要求往往不能满足。”文物保护专家沈大娲说。

  文物保护事业进入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另一个体现就是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的不断丰富。20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文化遗产保护理论发展进入了新的活跃期,人们对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文化遗产的合理利用等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一些新型文化遗产的保护也逐渐进入视野,这进一步推动了中国文物保护理论的发展和丰富。2005年12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明确提出了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指导思想、基本方针、总体目标和主要措施,标志着中国文物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自2006年开始,中国国家文物局每年举办一次文化遗产保护无锡论坛,先后对工业遗产、乡土建筑、20世纪遗产、文化景观、文化线路、运河遗产、世界遗产的可持续发展、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等主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第15届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大会、第2届文化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国际会议、东亚地区文物建筑保护理念与实践国际研讨会、东亚地区木结构彩画保护国际研讨会、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顾问委员会暨科学委员会会议等重要国际会议在中国先后召开,《世界遗产青少年教育苏州宣言》、《西安宣言》、《绍兴宣言》、《北京文件——关于东亚地区文物建筑保护与修复》、《关于东亚地区关于彩画保护和修复的北京备忘录》等国际文件的陆续出台,加强了中国与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沟通与交流,为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的丰富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历史建筑保护方面,尽管保护理念和实践的探讨在不断深入,对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并没有跳出不改变原状原则的保护框架,但目前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如古建筑保护缺乏相应的保障制度,技术工人缺少专业资格认证,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传统的修缮材料使用容易受到现代材料的冲击,保护实践处于弱势。在多学科参与保护方面,彼此渗透很有限,互为利用大于互为促进,如何共同发展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古建筑保护专家杨新说。

  当今社会,文化遗产保护与社会发展结合得更加紧密。文化遗产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积极的力量,正在努力、更好地造福人类的当代生活,使得这个世界更加丰富多彩,更加和谐美好。文化遗产在社会发展中的影响不断凸显,对文化遗产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从单纯对文物的保护,逐渐发展成展示、利用与保护并重,综合考虑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效益,更加强调保护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是当今文化遗产保护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文化遗产保护还面临着经济利益渗透、专业修复人员匮乏等问题。对此,文物保护专家、东南大学教授朱光亚说,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诸如“尽可能减少干预”“定期实施日常保养”“保护现存实物原状与历史信息”“按照保护要求使用保护技术”等保护方法应该被坚守,让文化遗产保护回归“真实性”仍是一项基本任务。

  同时,不可否认,文化遗产在当今仍然面临诸多威胁。国际上,一些争端地区的文化遗产屡遭破坏。极端分子妄图通过摧毁文化遗产来摧毁一个地区人民的信仰,摧毁人类的历史记忆。在中国,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实现发展与保护的共赢。中国目前正在经历一个经济快速发展期,不少地方存在单纯追求经济利益、忽视文化遗产保护的现象,甚至为了短期经济利益不惜破坏文化遗产;还有一些地方在经济发展后开始重视文化遗产保护,投入了大量经费,但却没有按照正确的保护理论去加以保护,结果好心办了坏事。为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一是加强了文化遗产保护的执法督察,重点查处破坏文化遗产的违法行为;二是加强了宣传,让全社会、各利益相关者正确理解文化遗产对当代社会的积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加强了对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探索,用正确的理念去引导、解决文化遗产保护问题。比如,我们重点加强了对文化遗产合理利用的理论探索,指出合理利用是保持文物古迹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活力,促进保护文物古迹及其价值的重要方法,这已成为业内外的高度共识。我们所关注的早已不是连篇累牍的研讨,而是大量案例的实质性推进,在大遗址、乡土建筑、工业遗产、文化景观等各种类型遗产的保护利用实践中都做了很多有益的尝试。

  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对文化遗产保护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对《中国准则》及时作出相应的修订与补充,以更好地解决当今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主要问题。而十多年来的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经验积累和理论探索也为《中国准则》的修订创造了条件。2009年,在敦煌举行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地旅游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期间,我与美国盖蒂保护所的内维尔·阿格纽先生就《中国准则》修订问题交换了意见。修订工作由此提上了议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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