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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国首任出洋钦差是个瑞士人,中国和美利坚

文章作者:6165金沙总站 上传时间:2019-11-13

作者单位:兰州市社会科学院

总理衙门酝酿派使团出国修约1865年11月,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向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掌管外交、通商事务,下简称总理衙门)呈送《局外旁观论》一文。文中,赫德希望清政府改革弊制,施行新政。转年2月,英国驻华公使馆参赞威妥玛又托公使阿礼国上呈总理衙门《新议略论》,提出了与赫德呈文类似的要求。威妥玛还用威胁的口吻说,中国若不变革,借取新法,难免受到各国的干预。赫德和威妥玛的呈文令清政府胆战心惊。按照1858年中国与英、法、美、俄签订的《天津条约》,1867年为修约之年。此时的清政府对于10年前英法借口修约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还心有余悸,遂将二文转发江南督抚,要求他们认真筹划应对之策。总理衙门内的办事大臣认为,“近来中国之虚实,外国无不洞悉;外国之情伪,中国一概茫然。其中隔阂之由,总因彼有使来,我无使往。以致遇有该使倔强任性,不合情理之事,仅能正言折服,而不能向其本国一加诘责,默为转移。”总理衙门于是暗中酝酿遣使出洋。但统领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发现:清廷上下竟无一人能够胜任此职,于是将目光放在即将卸任的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的身上。美国公使成了钦差蒲安臣生于1820年,是美国著名的律师、政治家和外交家,也是著名的废奴主义者。1856年6月2日发表的著名演说《马萨诸塞州的抗辩》后来成为美国解放黑奴运动的重要文献。1860年,蒲安臣全力协助林肯竞选总统,结果自己丢了议员席位。为感谢助选之功,林肯于当选总统的第二年任命他为美国驻奥地利公使。但奥地利政府以蒲安臣曾经发表过支持匈牙利革命领袖的演说为名宣布其不受欢迎,于是,林肯重新任命蒲安臣为驻华公使。1862年7月20日,蒲安臣作为清政府接纳的第一批外国公使之一入驻北京。蒲安臣来华之时,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先后遭遇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两次打击,内外形势岌岌可危。1862年,美国国务卿西华德提出对华“合作政策”,其要点是:在中国,对于一切重大问题要协商合作;在维护条约权利所必需的范围内保卫条约口岸;在条约口岸内,既不要求,也不占用租界,不用任何方法干涉中国政府对它自己的人民的管辖,也不威胁中华帝国的领土完整。美国的“合作政策”在西方列强中独树一帜。在这个政策的支持下,清政府度过了19世纪60年代的政治危机,自然对这个政策的执行者蒲安臣心存感激和信任。1867年11月,蒲安臣任期届满,准备向清政府辞行。辞行之时,蒲安臣向奕表示,今后遇有与各国不平之事,必十分出力。奕问他是否愿意代中国领命出使西洋各国。蒲安臣当即答应。清政府原已在各地海关任用过洋人任税务司。1867年11月27日,奕正式向清政府上奏,请旨钦派蒲安臣权充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为在列强之间协调平衡,清廷又请英国驻华使馆官员柏卓安和担任过中国海关官员的法国人德善为左、右“协理”,充当蒲安臣的副手。另派记名海关道志刚、礼部郎中孙家谷随行出访,会同蒲安臣办理中外交涉事务。总理衙门特别强调:中国此行所派之员,均系钦差。1868年2月25日,蒲安臣使团自上海虹口港乘坐“格斯达哥里”号轮船起航。首航美利坚赢得头彩作为老练的政治家,蒲安臣深知此行难度之大。因此,他将此行的第一站选在了他最有把握的美国。在海上航行了一个多月后,蒲安臣使团抵达了旧金山,引起热烈反响。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在欢迎宴会上称赞他的同胞蒲安臣是“最年轻的一个政府的儿子和最古老的一个政府的代表”。蒲安臣在致答词时也兴奋地说,他的出使意味着中国已经步入和平与进步的途径。1868年6月2日,蒲安臣一行取道巴拿马抵达华盛顿。次日,使团成员拜访了美国国务卿西华德;6月6日,拜望了美国总统约翰逊。在纽约,蒲安臣竟以中国代言人的角色向美国公众宣称:“中国愿意和你们通商,向你们购买货物,卖东西给你们”,“她欢迎你们的商人和传教士。她告诉你们的传教士,让他们把光亮的十字架,插到每一个中国的山巅和溪谷……”蒲安臣在发表这些演说前根本没有得到过清政府在这方面的授权。这些演说令清政府目瞪口呆,立即对外宣布,不承认这些演说。在此后的一个多月中,中国使团遍游美利坚,到7月下旬才回到华盛顿,由蒲安臣与西华德在密室中商谈《天津条约》的续增问题。由于西华德与蒲安臣均系对华“合作政策”的决定性人物,两人在对华政策上的默契不言自明。志刚、孙家谷等中国官员则乐于将此重任推给蒲安臣,自己忙于各种交际应酬。7月28日,蒲安臣与西华德签订了《中美续增条约》,史称《蒲安臣条约》。条约规定:“大清国与大美国切念民人前往各国,或愿常往入籍,或随时来往,总听其自便,不得禁阻,为是现在两国人民互相来往,或游历,或贸易,或久居,得以自由,方有利益。”从字面上看,这的确是近代中国所签署的最平等的条约。清廷上下尤其对美国在条约中声明不干涉中国内政这一点倍加赞赏。美国则通过这一条约将骗招华工合法化,解决了内战后和修建太平洋铁路劳动力紧缺的问题,因此,也有人将此条约戏称为“廉价劳动力条约”。在欧洲的艰难交涉9月19日,蒲安臣使团抵达伦敦。10月20日,蒲安臣一行在温莎宫受到了维多利亚女王的接见。蒲安臣使团在英国耽搁的时间较长,因为当年12月4日英国大选内阁更替,自由党获胜组阁,英国对华政策可能出现变数。12月26日,英国新任外交大臣克拉兰敦会见了蒲安臣等人。会谈中,蒲安臣以“中国钦差”的身份,向英国政府提出“合作政策”问题。克拉兰敦也宣布英国政府愿意同中国政府“以和济事”,但两天后,克拉兰敦照会蒲安臣,表明与中国修约的主动权应属英国。事实上,英国在修约问题上也的确表现得过于沉着,以至此事一拖就是30多年,直至1901年方派出专使赴华商议修约。在同一份照会中,英国政府还阐述了他们今后对华政策的走向:“不实施与中国的独立和安全相矛盾的一种不友好的压迫;英王陛下政府宁愿同中国的中央政府直接接触,不愿同各地方官吏交涉。”英国人提出的交换条件是:中国应忠实地遵守各种条约义务,英国保留使用武力“以便保护生命财产受到迫切的危害”。对于这样一份以保护者自居,充满威胁口吻,并以使用武力为保留条件的照会,蒲安臣竟于3天后复信表示完全赞同。页码1 2 <

特别美国公使蒲安臣,由于美国政府是中西“合作政策”的提出者,这样当时的清政府对蒲安臣也就具有特别好感和信任。在蒲安臣御任回国的时候,清政府破例地让这位美国人担任“一统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为什么要把这个职务交给蒲安臣。恭亲王奕訢在《派美国蒲安臣权充办理中外事务使臣的奏折》写道:“近来中国之虚实,外国无不洞悉,外国之情伪,中国一概茫然,其中隔阂之由,总因彼有使来,我无使往。”“臣等因谴使出洋,正苦无人,今蒲安臣意欲立名,毅然以此自任,其情洵非虚妄,臣等遂以送行为名,连日往其馆中,叠次晤谈,语极慷慨。”“臣等公同商酌,用中国人为使,诚不免于为难,用外国人为使,则概不为难。”“如蒙俞允,诸旨钦派蒲安臣权充办理中外交涉事务使臣。”奕訢奏报说:“美国使臣蒲安臣于咸丰十一年来京,其人处事和平,能知中外大体。从前英人李泰国所为,种种不合,蒲安臣曾经协助中国,悉力屏逐。造后回转西洋一次,遇有中国不便之事,极肯排难解纷。此时复欲言归,臣等因其未辞,款留优待,蒲安臣心甚感说,自言嗣后遇有与各国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国派伊为使相同。臣等因遣使出洋,正苦无人,今蒲安臣箴欲立名,毅然以此自任,其情询非虚妄。臣等遂以送行为名,连日往其馆中,叠次会晤,语极慷慨。……臣等公同商酌,用中国人为使,诚不免为难,用外国人为使,则概不为难。现值停约届期,但与坚明要约,派令试办一年……。臣等于二十三日复向蒲安臣谆切要约,伊已慨然允诺。”(《同治朝始末》,第五一卷,第二七—二八页。)清廷批准了恭亲王奕訢的奏折:“使臣蒲安臣处事和平,洞悉中外大体,着即派往有约各国,充办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五一卷,第二六至二七页。)后来清廷又选派一个英国驻华使馆的官员和担任过中国海关官员的法国人充当蒲安臣的副手,清政府派记名海关道志刚,礼部郎中孙家谷,会同蒲安臣办理中外交涉事务。这也是中國政府第一次派团出使外国。由于当初中国还没有懂外交的官员,聘一些熟悉外交并与中国友好的外国人来行使此责,也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办法。

威妥玛提出清政府应答应在中国兴办“洋务”等新式事业。“各省开设铁路,飞线,以及五金煤炭各厂开采,水陆各军安设操法,中华用项不足,约请借货,医学各等项设馆教习,以上各等新法,中国如欲定意试行,各国闻之,无不欣悦。”他还写道:“各国代谋诸事,不惟于中国无损,反于中国有益。虽谓于外国有益,实地中国更大益。何则?中国果能听议各国人民进华,固能取益,而中国一取其策,定能保其富平。富平一保,自主之权亦能永保不移。”这样“内地从此容易治平,外国民人来往通商,常行居住,易得保全,各国亦可无虑。其最为欣悦者也。”。

赫德,威妥玛等人的本意想使中国开放,使中国富强起来。而且这些建议在当时的中国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总理衙门成立以后,开始向外国派置使臣。清朝政府最初派出的使节是观光性的,一八六六年春,赫德请假回国,约期半年,行前向奕訢建议,可酌派同文馆一,二人随往英国,“一览该国风土人情”,奕訢认为若随往“游历一番,亦可增广见闻”,于是派前任山西襄陵县斌椿,率领同文馆学生数人,随笔赫德前往,并游历了英国伦敦、伯明翰、丹麦的哥本哈根,俄国的圣彼得堡,德国的柏林,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法国的巴黎等地。清政府还正式派往有约各国呈递国书和签约的使臣,最早的要算以曾任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为首的使团。这个使团于一八六八年二月由上海启程,前往美,欧各国,于一八六八年到达美国,九月到达英国,一八六九年一月到达法国,九月以后继续前往瑞典、丹麦、荷兰、普鲁士,还到达过俄国,途中蒲安臣病死,使团继续到达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等国,这是中国最早的外交活动。

七、中国大臣止系试办,并非常驻使节,使期暂定一年。

为了帮助与西方刚刚开始合作的清政府了解西方。同治三年七月,蒲安臣把传教士丁韪良翻译的韦登所著《万国律例》,送给清朝总理衙门“参酌援引”,中国这样长期封建与專制国家里,还根本不知道如何用法律管理国家,《万国律例》第一次使中国看到西方国家如何用法律管理国家。总理衙门得到此书后,对此书非常重视,奕訢等人认为“其中亦间有可采之处”,奏请刊刻丁韪良所译的《万国律例》,七月二十九日得到两宫皇太后的批准。同治三年孟冬月,京师同文馆正式出版木刻木《万国公法》一书,《万国公法》凡例之四称:“是书之译汉文也,本系美国丁韪良视其理足义备,恩于中外不无 益,因与江宁何师孟,通州李大文,大兴张炜,定海曹景荣略译数卷,呈总理训国事务衙门批阅,蒙王大臣派员校正底稿,出资付梓。”(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书影,第一页。)这也是中國政府第一次看到的西方国家如何以法律管理国家的书。

在条约的第八款中规定说:“至于中国之内治,美国声明并无干预之权,及催问之意。即如通线、铁路各等机法,于何时,照何法,因何情,欲行制造,总由中国皇帝自主,酌度办理,此意预已言明。将来中国自欲制造各项机法,向美国以及泰西各国借助襄理,美国自愿指准精练工师前往,并愿劝别国一体相助。”(总税务司编:《中外条约》第一卷,第五二八至五二九页。)这一条蒲安臣在波士顿的演说:“外国人在中国,惯于教训中国人,说他们何时应建筑铁路,何时应安设电线;而且,事实是他们企图管理中国的一切事务。这一个条约,宣布这一切要求,概归无效。这条约特别指出,中国人欲于何时进行改革,完全由他们自己来决定……。我很骄傲,这个国家订立了这样的一个条约,这条约的每一字句,都是为着中国的利益……。”(威廉士;《蒲安臣与中国第一次遣使外国》第一五0至一五一页。)

八、随行人员应一体保护。

一八六七年十一月下旬,担任驻华公使已达六年之久的蒲安臣辞职回国。此前他在总理衙门举办的饯行宴会上向奕訢等表示。“嗣后遇有与各国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国派伊为使相同。”。丁韪良根据其所作翻译记录叙述说;蒲安臣“赴总理衙门……,辞行,恭亲王邀我充任翻译。……蒲安臣声明,愿意就列强误解中国的问题为中国说话。恭亲王说:”这方面的工作是需要的。你是否要经过欧洲呢?‘蒲安臣作肯定答复后。恭亲王请其向巴黎和伦敦两政府,尤其是伦敦政府,代中国说项’。这样……扩大这一提议的性质说:“总之,你就是我们的公使。‘恭亲王接着说:”如果一个公使为两个国家服务是可能的话,我们很愿意派你充任我们的使节。’……在当时,没有更进一步提到这个问题……,就分手了。但蒲安臣……立刻去找赫德。他发现赫德……准备促成这事情的实现。“(丁韪良:《中国春秋》,第三七四—三七五页)对此,赫德的自述说:”我自从一八六一年到达北京以后,即曾向总理衙门力陈走向西方人所理解的‘进步’一词的方向,并且我所谈论的,几乎没有任何一点能再比在每个条约国家的王廷建立常驻使节的需要,更为强调,更为频繁的了。……第一步,我于一八六六年劝请总理衙门派遣斌老爷同我一起前往欧洲。事实上向海外派遣代表的问题,竟成为我每次前往总理衙门时一定要谈论到的事情了。……几天以后,(在总理衙门的宴会中)柏卓安告訢我,总理衙门已经在考虑派蒲安臣为前往各条约国家的代表,并问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当即说这种想法应当予以支持,第二天,我前往总理衙门极力表示赞同。“(《北华捷报》,一八六九年十一月九日载;赫德:《中国事务纪略》)

后来因爆发第二次鸦片战争,一八五八年六月二十八日中英订立《天津条约》,该条约第二款写道:“大清皇帝,大英君主意存睦好不绝,约定照各大邦和好常规,亦可任意交派秉权大员,分诣大清,大英两国京师。”第三款规定:“大英钦差各等大员及各眷属右要京师,或长期居住,或能随时往来,总候奉本国谕旨遵行。”中国这才被迫同意上述条款,同意“公使驻京”。

对于中美两国的关系,一千年前由于美国还是一个未曾被人发现的“大陆”,自然也就不存什么中美两国关系可言,因此中美关系可谈的历史也不过只有二百多年的历史,在这二百年里中美历史之中,中美之间也曾有过一段较好的时期,清朝后期中美就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第一次“鸦片战争”不久西方在与中国打交道深感相互没有官方的外交代表的不利和不方便。一八五四年二月十三日,英国外交大臣克勒拉得恩,在写给包令的信中提出:“争取英国国王得有一位代表长久而光明正大地驻节在北京朝廷。”(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七六九页 。)英国公使包令,会同法国公使布尔布隆,美国公使麦莲于一八五四年,与清政府官员进行修约交涉,在包令向长芦监政崇纶等所递“清折十八条”中,第一条提出“英国钦派大臣,驻扎京师。”(《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九卷第三四三页。)结果被咸丰帝拒绝。本来公使驻京这是一个国家与另一国家交流的驻他国代表机构,他有利于双方的相互交流,也是一个国家开放的标志。但是“公使驻京”问题在中国却碰到了许多阻碍,这种阻碍首先来自清廷内部,清廷内部担心外国公使驻京会打破传统的中国民众的习惯,特别外国公使驻京,把许多外国的生活,经济以及思想方式带给中国,这都会给当时保守的清政府的统治带来危机,自然保守的清政府不愿意“公使驻京”。

在华盛顿,七月二八日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附约》八条,史称“蒲安臣条约”。到美国后蒲安臣代表当时的中國政府与美国国务卿西华德签订一个《中美续增条约》,这个条约共八条,其主要是:“大清国与大美国切念民人前往各国,或愿常往入籍,或随时来往,总听其知便,不得禁阻,为是现在两国人民互相来往,或游历,或贸易,或久居,得以自由,方有利益。”(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二六二页。)从这个主要内容来看,强调两国民众自由交往,这也中美两国开始推行相互“合作政策”的产物,正是在这个条约和“合作政策”,中美两国的交往开始增长,虽然从短时间似乎对中国经济并不能产生多大作用,但是从长期来看,对中国还是有益,因为他促进了中国的对外开放。八月二一日,蒲安臣在波士顿的演讲中,首先大谈这个条约,保全中国领土及主权的不割让主义;强调美国对这一政策的领导地位。他说:“这个条约,宣布中国领水的中立化,反对治外法权主义的要求,……由于在华的外人及其财产,受各该外国的法权管辖,他们就认为彼此有在中国领水内互相攻击的权利。这一个条约,阻碍了这一切无理的要求,它也勾消了所谓割让主义。……那些居住在条约口岸的各国人民,认为他们的法权,不仅可以管辖他们自己的人民,管辖他们自己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并且可以管辖中国和其它外国的人民。……现在这个条约,将这一切有关土地割让的要求,都一笔勾消了。”(威廉士;《蒲安臣充任中国使臣记》,第一四八至一五0页)其次,蒲安臣在演说中说:“这个条约,承认中国是一个平等的国家,……,中国人现在可以与英国人、法国人、俄国人、普鲁士人以及一切国家的人,并肩而立了。……我很高兴,美国有勇气实行它的伟大平等原则。”

辛酉政变后,中国过去的那种完全敌视西方的政策也开始有所缓和,清政府的对外政策也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政治上由中外对立到“中外同心”;在经济上由盲目排外到热心洋务;在军事上由拒绝洋兵到“借师助剿”。中外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转折。这些政策的转变,都与当时的两宫太后和议政王奕訢这些最高决策者分不开,他们开始认识在中国长期实行闭关锁国的鸵乌政策,对中国长远发展不利的,开始主张对西方各国采取“合作政策”,并且还确定清政府新的“抚夷”的对外总方针。

一、“此次出使官员,既奉特旨,应按中国定例,与贵大臣……皆一体平行……”

《北京条约》签订后,几个西方国家的公使开始陆续来到北京。咸丰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一八六一年三月二十五日),首先来的是法国公使布尔布隆,他最先到达北京。第二天,英国公使普鲁斯也在北京建立了公使馆。六月初一日俄国公使巴留捷克到北京。同治元年六月二十四日(一八六二年七月二十日),美国公使蒲安臣到达北京。法,英,俄,美四国公使,是第一批驻京的外国使臣。而第五位到京的德国公使却费了很大的周折。德国公使是外交官林波伯爵,一八六一年,他担任普鲁士东亚使团首领,与清朝驻天津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谈判,双方签订第一个通商条约《通商章程普后条约及海关税则》。(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辑,第一七一页。)清政府承认普鲁士和其它国家在平等的基础上,允许与商业上的权利和治外法权,即包括一八五八年《天津条约》的一切条款。但是,清政府拒绝普鲁士和其它国家公使驻在北京。“提议在将这项权利推延十年”,后来“这个延迟的期限终于缩短为五年。”不过,德国第一任驻华大使李福斯经过周折仍然在一八六二年八月十五日到达上海,而在一八六三年至一八七五年间,开始充任德国与中国的参事和公使。

使团于一八七0年二月一日由普鲁士前往俄国。十六日在圣彼得堡觐见沙皇。当时的国际关系是:英俄争霸世界,美国后起与英矛盾也较多,美俄矛盾较少,关系比较融和。因此俄皇在接见蒲安臣时说。“我希望,你来到这里的谈判,……将增进我们的商务关系。我同时很高兴,中国的利益,由一个对我们特别同情的友好国家之公民所代表。”(威廉士:《蒲安臣与中国第一次造使出国》,第二五0页。)但是蒲安臣的心情是惆怅的。他干一八七0年二月十七日,因不支俄冬严寒而患肺炎,中医诊断为:肝郁兼受外邪,宜清解和肝。但其妻延西医治疗,结果病势日加。病中每日看报,以俄事为优:因为,俄国“与中国毗连陆地万数千里,而又各处情形办法非一。既恐办法稍差,失颜于中国;措语来当,又将贻笑于俄人。乃日夜焦思,致病势有加无已,于二十四日身故、”(志刚,《初使泰西记》,第九0—页。)按志刚的看法是:“查蒲使为人明白豪爽,办事公平,而心志未免过高,不肯俯而就人。一遇阻碍,即抑郁愁闷而不可解;兼有水陆奔驰,不无劳瘁。受病已深,遂致捐躯于异国,……。”根据志刚的叙述,他在美国以外之他国,是肯为雇主卖力气的人。志刚等当即给其妻治丧银六千两;清政府为酬其驻京时之“和衷商办。”及出使期“为国家效力”,而“加思赏给一品衔,并赏银一万两”。(同治朝始末,第七二卷,第八—一0页,一八七0年五月十日,奕訢等奏折。)蒲安臣虽然是一个美国人,但是在中国当时外交人才极缺的情况,他代表中國政府在当时第一次促进中国与外国官方交往,对于发展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做出了功献。

一八六九年一月二日,蒲安臣一行到达巴黎。法国对蒲安臣的“不割让主义”是不欢迎的。但当时法英结盟,欧洲各国都遵从英国的远东政策。既然英女王招见使团,其外交大臣又致函采纳修约缓进政策,于是法国外交部长拉发特通过驻法英使于双月五日向英政府表示:“法皇政府对于这一事件(指克拉兰敦致蒲安臣函)及其它事件,与英皇陛下政府所采处的立场,是一致的。”一月二十一日,拿破仑第三也接见了蒲安臣。蒲安臣在巴黎呆了六个多月,虽曾受到很好的接待,“宫廷里不断传来使团联欢的反响”(《高第:《中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三00页);所以他没有取得象在华盛顿那样的条约,或者象在英国那样的自制性的照会,就离开了法国。

奕訢提出的对外信睦的政策,得到当时朝廷许多大臣的喝彩和响应。咸丰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一八六一年一月五日)曾国藩在复奏朝廷,是否采纳俄国公使伊格纳夫的“借师助剿”的问题时,认为应该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与西方国家搞好关系。“如能将此两事妥为经画,无论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远,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七一卷,第二六六九页。)曾国藩将对外实行“羁縻”之策分为目前和将来两个阶段,也就是“借师助剿”与“借法自强”,高度地概括了同治朝“洋务运动”的全部内容。后来,曾国藩在写给李鸿章的信里说:“承示驭夷之法,以羁縻为上,诚为至理名言。”接着,他解释了自己为什么“赞同”对外实行“羁縻为上”的政策。他说:“自宋以来君子好痛诋和局,而较言战争,至今请议未改此态。有识者虽知战不可恃,然不敢壹意主和,盖恐群情懈弛,无复隐图自强之志,鄙人今岁所以大蒙讥诟,而在已亦悔憾者此也。”。(《曾文正公全集》书札,第三三卷。)曾国藩的观点代表了当时中国国内的一些主张与西方缓和的朝廷的观点。

外国公使驻京后,封闭了几千的中国人第一次见到“高鼻子大眼睛”的外国人,和“金头发蓝眼睛”的公使家属,自然引起中国一些官员的惊慌,一些人还把外国公使当做“妖魔”,这些外国走到那里,那里就围了一群好奇的观众,虽然也有理智的人对这些外国投以好奇的眼光,但大多数中国人还是抱以仇视的眼光。这些就迫使一些外国不得不向清政府提出保护的要求。据英国公使参赞威妥玛说:“该国人出行街市,辄遇间杂人等围绕指辱。”他向清政府要求:“于该馆设立官人马匹,以便随同出入,弹压闲杂人等,其经费由该国自筹”。于是,奕訢向皇帝所告:“随即札令顺天府转饬大,宛两县,挑选役四名,马四匹,由臣等交英国使馆寓,作为听差用。”“此项人役,谕令于该国人出行时,跟从照料,如有不应到之处,即令其告知该国之人,不可前往,免致别生事端,并严饬随时小心,勿稍疏忽。其马干口分,若令该国自给,殊不足示大方,已饬承办之大两县,令核实给发,勿任浮冒。”(《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七六卷,第二八一二至二八一三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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